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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月18日 星期一

【熱門焦點】從劉薰愛事件看記者專業性

伊林名模劉薰愛遭到TVBS記者黃阡瑜逼問變性一事,在網路上,在媒體界,鬧得沸沸揚揚。基本上,主調不離批判記者問話不夠冷靜專業,態度囂張跋扈,而透過這件事背後,記者的專業性值得拿出來重新省思。



 



「請問家人去世後,你現在的感受如何?」這句話常常拿出來調侃記者:每逢天災人禍,面對痛失親人的家屬,記者老是會迸出這句不夠體貼的問題。但記者採訪敏感議題時,該如何問話,問得又得體又能得到所需要的採訪內容?調侃完後,新聞學在這方面一直都沒有給我們記者們明確的答案。



 



記者的工作就是採訪,而採訪就是門與人相處溝通的藝術,這門藝術坦白來說,很難。一般而言,記者採訪的時間相當有限,從完全不認識受訪者,在沒有任何友誼基礎下,立刻就要受訪者掏心掏肺,說出心中的話。尤其電視台記者,有時他們問話「直接」,甚至「白目」,就是希望受訪者暴跳如雷,或者淚如雨下,電視台才有「畫面」,記者才好向長官交待。


 


這個問題,可以嘗試從兩方面著手解決。第一,從溝通的角度。我們都明白,人際交往都有防衛心,如果從完全陌生的兩個人,一開始就硬要突破心理防線,通常只會弄得兩敗俱傷,採訪效果極差。所以採訪時,一般都採取「軟性溝通」,從不相干的周邊小事,慢慢地導引到主題,有必要時,才正面突破探問。劉薰愛事件為例,在互信基礎還沒建立前,記者問話就太過尖銳無禮,又擺出一副「我是記者,你是公眾人物,你就該給我答案」的態度,當然會遭到攻訐。


 


別忘了,受訪者是人,記者也只是份工作,受訪者沒必要受到記者「無禮」又「無理」的對待,當名好記者前,先從當個懂得善於與人溝通的「好人」開始。


 


第二,就是台灣媒體的結構面。為什麼我們的記者總是匆匆忙忙?為什麼他們沒時間好好去瞭解受訪者的感受,再好好地採訪?商業掛帥的媒體環境裡,一位記者一天通常要跑四、五條以上的新聞,有時連新聞的來龍去脈都沒搞懂,就要提槍上陣,難怪媒體素質如此低落。


 


很多人會無可奈何地說:「沒辦法啊!電視台要賺錢,要講求收視率,新聞當然要快,要即時,要夠辛辣啊!」這種說法,大有問題。現在資訊如此快速發達,天底下根本沒有新鮮事,觀眾要的不再是「夠快」的新聞,而是要「夠深」的新聞,你每則新聞做30秒,做15則新聞,不如一則新聞做90秒,只要做5則新聞。把資源集中,把新聞挖得更深入一點,讓記者有更多時間深入採訪,把新聞的氣魄做出來,收視率才會更加提高,有眼光的廣告商則更願意在有質感的新聞後面下廣告。鯉魚在泥池打滾,是別想幻化成龍的。


 


電影《驚爆內幕》中,艾爾帕西諾是花了多大的功夫,不斷向受訪者(羅素克洛)溝通,不斷表明自己堅定的立場,甚至敢於向電視台長官挑戰,才完成揭露菸草公司弊行的深度採訪報導。新聞是要花時間去採訪,才會有深度的內容出來,拼命打爛仗,壓縮記者的採訪時間,跑更多沒意義的新聞,像劉薰愛事件恐怕只會層出不窮,讓社會再度看低台灣新聞記者的水準而已。

(文章由Simon Ma撰寫)


2009年12月3日 星期四

【張錦華教授論文】人脈與新聞採集:從社會資本與組織衝突觀點檢視記者如何建立與消息來源之間的關係


論文摘要:

本論文的問題意識是新聞記者基於倫理考量往往被要求與新聞來源保持一定距離,主要是因為新聞來源常被質疑會採取公關策略來操縱媒體。但是另一方面,新聞記者的工作核心必須建立「人脈」,主動深入採訪,才能發掘真相與監督濫權行為。但新聞記者要如何建立有價值的人脈網絡,並避免造成倫理爭議,則缺乏較深入的理論分析觀點。

本文借用組織研究中組織內部衝突的理論觀點,並整合社會網絡的核心概念為理論架構,訪談十位資深或受同業肯定的財經記者後發現,「消息來源」其實是一個複數的多元概念,而不是單一階層;而且,組織中不同位置的「代理人」利益並不相同,記者因而擁有相當的主動性,可藉由佈線的多元深入,以及建立信任的互動關係,來建立具有新聞價值的人脈網路,並避免受到單一強勢新聞來源的操控。

以上發現不但對傳統新聞傳播學對兩者關係的觀點提供新的反思,亦作為實務工作者可行的策略性建議。


關鍵詞:社會資本、社會網絡、組織衝突、記者、消息來源

Download 人脈與新聞採集 張錦華3校_主編修訂_



【張錦華教授時事評論】向堅持報導真相和公益的記者致敬!



【張錦華教授時事評論】從陳幸妤怒責媒體報導談起



前幾天,中央廣播電台訪問我談到陸客來台希望看到什麼?台灣的自由民主是否是我們的主要賣點?結果一位大陸的聽友寫信質疑:台灣的自由民主真的好嗎?為什麼國際新聞那麼少?為什麼犯罪八卦新聞那麼多?



 



其實,民主社會就是多元社會,沒有單一的標準,媒體不是政黨喉舌,播什麼不是由國家機器決定,而是由民眾的喜好決定雖然會因此顯得“混亂”,但卻正是“自由”的表現;不過;我們一方面自豪已列名亞洲最高的政治及言論自由評比;但也很羞愧,因為台灣媒體所顯現的“自由”品質,卻經常受到質疑。當然,一個自由社會的可貴之處,不在於它是百分百的完美,而是它的公民可以自主而負責的深入檢討,因此,我們也藉這個機會再度深究:媒體“自由”品質不佳的元凶到底為何?在免於國家機器干預之後,媒體是否已屈就於“市場”及“收視率”的惡性競爭?它會如何影響媒體的表現?有什麼改善的做法呢?



 



最近的陳幸妤怒責狗仔媒體的新聞炒作,正是一個值得觀察的案例



 



這個新聞原來是蘋果日報五月二十八日偷拍陳幸妤上班,照到她闖紅燈當天新聞頭版見報後,各家電視新聞就大舉跟進採訪,結果陳幾近崩潰的怒責:"你們有必要在520以後,每天跟著我嗎?每天跟著我上下班嗎?我跟你講如果我闖紅燈,我閃開記者,如果我有錯,你開罰單給我,但是沒必要每天跟著我。我去買麵包也跟著我。我昨天一闖紅燈,我就知道我上當了....(哽咽)...我做錯了什麼?我爸已不當總統了,我是做錯什麼?...為什麼整天都跟著我?要我死了,你們才會放過我是不是?"



 



這段悲憤指控卻不幸再度淪為電視攝影機下的獵物,各新聞台再度見獵心喜的不斷播出獵物受傷後的掙扎,以及對獵人本身的咆哮!許多政治人物出來呼籲,請放過陳幸妤吧!但電視台沒有回應的是,為什麼要不斷追逐她?闖紅燈其實不是新聞,已非第一家庭的成員闖紅燈也不應該是什麼重要新聞,但是所有新聞電視台卻提供大量寶貴的採訪資源,派出多台千萬身價的SNG車追踪採訪?為什麼她的憤怒比當天的汽油、柴油漲價;肥料囤積、民怨四起;監督新上任的政府政策失當等等更重要?



 



這真的是媒體"弱智"的表現嗎?因為不再判斷價值不再面對議題,畫面上只有扭曲的表情和憤怒的聲音不斷回響。這恐怕已不僅是陳幸妤的悲哀,而是讓這種悲哀發生的集體失智,才令人心慌。不過,我們正在此時看到了一個轉機。



 



很多人不知道飽受詬病的台灣有線電視新聞台已在2年前成立了一個"自律委員會",並通過了台灣商業電視台第一份自律綱要;在陳幸妤被跟拍怒責媒體的新聞大肆炒作一天之後,這個自律委員在第二天上午努力協調八家新聞台"自律"後,陳幸妤的新聞終於立刻不再播出了。這是否表示,觀眾是否可以樂觀的期待台灣的電視明天會更好呢?這種“蘋果”式的弱智現像是否可以改變呢?



 



這次各新聞台已能夠即時發揮有效的自律功能,似乎顯示電視媒體也認同了某些新聞報導的專業倫理,象徵今後的媒體可能減少過度炒作式的報導。事實上,在此之前,各電視台也曾經數次協調,防止包括自殺犯罪大哥出殯開票報導等的過度炒作,也確實有了一定的成效,值得肯定!



 



不過,我們仍必需更進一步探討這個事件背後的媒體生態,因為這其實又是一則典型的抄襲“蘋果”的現象,這種慣性出現的拙劣擬仿已有相當一段時間,當然,這並不是說,享有零售率最高的蘋果日報沒有優點,但它跟拍偷窺炒作八卦及犯罪的市場賣點,確實早已逾越新聞倫理,但卻不幸成為其他媒體追逐收視率的“榜樣”!



 



之所以如此,則是擬仿蘋果現象的背後,其實是商業媒體追求最大利潤的邏輯!即使沒有抄襲蘋果,也還是可能炒作血腥、情色、犯罪等畫面世界各國的商業媒體都有類似的趨勢,例如英國長期以來的小報化,美國近年來也FOX 法國知名的文化社會學者布爾迪就語重心長的批判:新聞場域充滿競爭、衝突..場域中有集體壓力、要比報,...於是同質性增加、互相抄襲、心靈封閉;結果,小報風格盛行、人情趣味取勝、新聞業者不再關注分析,僅追逐新奇。流弊所及,人情新聞戲劇化、政治新聞空洞化...



 



這段法國學者的批評,在台灣看來,竟同樣貼切!那麼,這個商業媒體的基本邏輯有可能逆轉嗎?這裡包括兩種層次的作法需同時並進:一是體制內的,就是由消費者本身的選擇來監督和改變,這也包括升高對媒體自律的要求,和法律對“自律”程序的規範;先進國家的“消費者運動”相當程度的成功,或許讓我們可以對“媒體消費者”運動,可以有所期待;陳幸妤事件後的“媒體自律”正是一種回應媒體消費者的作為;二是超越商業體制的,也就是對發展“公共媒體”投以更多的關注和資源,提供優質的節目選擇,讓更多的選擇自由來制衡商業媒體的弊端!



【張錦華教授時事評論】從洪曉慧假釋出獄談起

【張錦華教授時事評論】從洪曉慧假釋出獄談起



最近引起社會很大關注的一條新聞,是十一年前犯下震驚社會的王水毀屍案的洪曉慧假釋出獄了,做為一個新聞學者,我很關注的是:媒體會不會為了炒作收視率,而再度做出侵犯人權的報導呢?



 



這位原來是清華大學研究所的學生,曾經申請五次假釋終於獲准一時間,媒體蜂擁而至,守候在女子監獄門口,補捉出獄的那一刻,然後群聚至她家門口,拍攝她向受害人和社會大眾的道歉聲明;接著,還有媒體繼續守候在她家門口,觀察她第二天是否出門或做什麼活動,並訪問鄰居觀感和評論等等。



 



相關新聞的收視率自然很高,但是許多觀眾已開始質疑:這樣的訪問是否太超過了?台灣的媒體難道又要重蹈之前的狗仔隊的緊迫追蹤和全日蹲點的侵入式採訪嗎?媒體有可能做到專業自律嗎?



 



當然,全國觀眾確實很關注這個事件,回顧十一年前,當時因三角戀情糾紛犯下滔天命案的洪曉慧,法網灰灰,自己也鎯鐺入獄;當時還是二十出頭的豆蔻年華,現在都已經是三十多歲了。同為清大研究生的男主角十一年來,被清大退學後,雖輾轉完博士學位,但至今未婚,可想見其內心痛苦。而受害者的親人至今思及愛女仍淚流滿面,其錐心之痛綿綿不絕,外人更是難以想像。雖然光陰荏苒,但是社會大眾對這場發生在高等校園的不幸慘案,仍不勝唏噓!媒體在其假釋之時,密集報導之切,確實難免。



 



而媒體報導自有正向的一面:我們從相關新聞中了解到,當事人洪曉慧已因宗教的感化和來自親友師生的關懷和鼓勵,有了脫胎換骨的改變。她從一個充斥暴戾傲氣,情關難過,憤憤不平的年輕人,蛻變為真心懺悔,懇求原諒,並誓願洗心革面,從新做人,彌補受害家庭的傷害,也盼望回饋社會的教徒。從這樣的報導中,我們再次對於信仰所發揮的啟發人性善念和謙卑的教化,深深感動。相信許多關注此事的觀眾也從中感受到人性提升的可能與社會希望之所在。



 



不過,如果媒體接續使用狗仔式的全天追蹤報導,就必然有侵犯人權之嫌了。當事人在出獄時就曾表示她最擔心的便是媒體,以及家人可能受到的再次傷害!最大的希望便是希望能平靜的不受媒體干擾的過生活!想想看,以一個假釋出獄之身,卻無時無刻都必須面對鋂光燈的照射和蜂擁而上的記者詢問,這不是另外一種媒體監視的牢獄嗎?這個期待很卑微,但相信是任何個人應有的基本權利。



 



然而,台灣媒體前幾年的記錄實在不佳,從各種烏龍騷擾作假,到鎮日的守侯過度的炒作,以及傲慢式的侵入式採訪等等,早就讓大家失去了信心;因此,讓人十分擔心的是,媒體會不會因為炒作收視率而再度的進行全天狗仔式的追蹤?



 



不過,令人驚喜的是,這一次,台灣的電視媒體展現了良好的自律!兩年多前即已成立的衛星電視自律委員會立刻協調各媒體採訪應有的自律尺度,並從第二天中午起陸續撤離了洪家!



 



聯合報以顯著的半版的篇幅報導了:還洪曉慧空間 電子媒體集體撤守衛星公會自律委員會主委陳依玫說,各電視台不希望讓洪曉慧受到「二次傷害」,更不想讓她出獄後還「關在媒體注視的監牢裡」。難能可貴的是,這確實是新聞頻道專業自律的成果,而不是來自任何政府主管單位的壓力。



 



這個洪曉慧案假釋出獄的案子,不但讓我們看到了善良人性的更生和真誠信仰的價值,也讓我們見證了台灣的電視新聞專業自律的初步成果,另人欣喜。也期待台灣電視台能繼續發揮更大的服務公益及維護人權的功能,不但可以提升觀眾的信賴和媒體形像,也必然將是社會國家之福!

2009年11月1日 星期日

台灣1980年代《自立晚報》社會運動線記者的專業意理形成與實踐








論文名稱(中文)
台灣1980年代《自立晚報》社會運動線記者的專業意理形成與實踐
















論文名稱(英文)
The Process and Practice of journalism: Reporters of Social Movement in Independent Post in 1980’s Taiwan
















研究生(中文)
管婺媛










研究生(英文)
Wu-Yuan Kuan







指導教授
林麗雲 ; 
















語文別中文














中文關鍵字
社會運動 ; 生命史 ; 生命歷程 ; 專業意理 ; 自立晚報關懷倫理 ; 










英文關鍵字
Social movement ; Life History ; Life Course ; Professionalism ; Independent Post ; Care Ethic ; 
中文摘要



國內對於記者專業意理(professionalism)的研究,大多直接移植西方對於記者專業意理研究的三種分類,缺乏對於台灣社會歷史背景的整合,以
致於台灣記者專業意理內涵只能被填鴨式的填入西方記者專業意理的分類圖像中。有鑑於此,本研究選擇特定歷史階段與特定記者群---台灣社會運動蓬勃發展的
一九八○年代《自立晚報》主跑社會運動線之記者,做為主要研究時期與對象。本研究採取生命史(Life
history)研究途徑,企圖從當時的台灣歷史、社會文化為背景出發,結合記者個人的生命歷程(life
course)與實踐,以檢討過去西方專業意理分類合理與時宜性,重新探討與反思台灣記者專業意理之內涵,整理出屬於「台灣經驗」的記者專業意理圖像。

本研究提出兩層主要研究問題核心:第一、在理念與選擇上,《自立晚報》主跑社會運動線的記者抱持何種新聞專業意理進入職場?這種專業意理如何形成?為何會
選擇進入《自立晚報》?為何(選擇)主跑社會運動線?第二、在記者的專業實踐上,《自立晚報》主跑社會運動線的記者,在八○年代採訪社運╱弱勢議題的經驗
如何影響社運記者的當下的新聞專業實踐?如何拿捏與社運╱弱勢團體間的關係?

本研究使用生命史研究途徑之意義,在於具象化這群「小記者」的形象過程中,能同時關照記者的主體能動性(subjective
activity),以及歷史的、環境的可能限制;深入「理解」記者個人在社會情境、媒體場域、個人因素下,其個人特質與所抱持的新聞專業意理,如何影響
記者在採訪現場時、報導時、生命實踐上的各種選擇,甚至影響到如何拿捏與社運╱弱勢團體(消息來源)間的關係;藉以開闢傳播研究領域中,研究傳播者的新途
徑。

2009年10月24日 星期六

人脈與新聞:一個社會資本觀點的研究 ──以傑出財經記者與消息來源的關係為例








論文名稱(中文)
人脈與新聞:一個社會資本觀點的研究
──以傑出財經記者與消息來源的關係為例

















研究生(中文)
羅玉潔










研究生(英文)
Yu-Chieh Lo







指導教授
彭文正 ; 
















語文別中文














中文關鍵字
消息來源 ; 社會資本 ; 社會網絡 ; 記者 ; 代理人理論 ; 










英文關鍵字
journalist ; reporter ; agency theory ; news source ; social capital ; social network ; 
中文摘要



中文摘要


久以來,新聞學和傳播學一直以既定的規範框架來看待記者與消息來源的關係。傳統新聞學認為,記者若與消息來源發展出私人情誼,便會威脅到新聞獨立和客觀
性;傳播批判理論則認為,兩者若過從太密,新聞工作者勢將淪為統治階級的傳聲筒,代為複製其階級利益和意識型態。但在實務界中,「人脈」是記者最重要的資
產之一;有了深厚的人際網絡,記者才能夠深入採訪單位、發掘真相,也才可能取得不同於官方說法的訊息與觀點。本研究即以社會網絡與社會資本的核心概念為理
論架構,並輔以代理人理論,探究以下問題:記者的主要消息來源,究竟有哪些型態?記者如何能夠取得獨家或內幕新聞,而不致於被公關手法所欺?在與消息來源
的關係中,記者本身能夠扮演什麼樣的角色?記者若與消息來源發展出私人情誼,會否戕害其專業判斷或新聞中立性?

根據對十位資深及傑出記者
的深度訪談結果,筆者發現:(一)記者和消息來源之間的強連帶關係,有助於內幕或敏感訊息的取得。(二)記者的主要消息來源通常並非高階官員或主管,而是
組織中間層級者;這些人與組織的利益不見得完全一致,亦較有可能基於與記者的交情和信任而向其透露敏感或內幕訊息。(三)公關人員和官方發言人通常也不會
是記者的主要消息來源。(四)記者的另一種主要消息來源型態是所謂的「橋樑」,即在正式結構中身兼數職、或擁有四通八達的人際網絡;這類消息來源往往也能
帶來豐富的訊息。(五)記者本身也可扮演橋樑角色,為採訪對象提供雙向交流,而這也是記者與消息來源之間一種特殊的互惠型態。(六)記者與消息來源之間保
有密切關係,不見得有損新聞中立和新聞倫理,反而可能是利多於弊。這些發現不但挑戰了傳統新聞傳播學對兩者關係持負面看法的觀點,亦回過頭來對社會資本理
論中的某些概念,例如「弱連帶比強連帶更有助於新訊息的流通」、「強連帶不會是橋樑」等論點,作了一些補充與貢獻。

新聞專業與置入性行銷—記者的心理調適








論文名稱(中文)
新聞專業與置入性行銷—記者的心理調適
















論文名稱(英文)
Professional work and paid news: How do journalists deal with the conflict?
















研究生(中文)
周瓊惠










研究生(英文)
Chiung-Hui Chou







指導教授
彭文正 ; 倪炎元 ; 
















語文別中文














中文關鍵字
新聞專業 ; 置入性行銷 ; 業配新聞 ; 專案新聞 ; 記者工作 ; 心理調適 ; 合理化策略 ; 










英文關鍵字
paid news ; advertorial ; professional work of journalists ; 
中文摘要



置入性行銷的手法在這幾年大舉入侵新聞媒體,隱性宣傳式的付費新聞讓觀眾無從分辨所看的是新聞還是廣告,也讓媒體公正性遭受質疑。

身為媒體第一線工作人員的記者,在媒體高層的經營決策下,即使不願意,也沒有很大的空間拒絕做置入性新聞。本研究欲探討記者如何看待置入性新聞、如何處理置入性新聞,以及如何調適置入性新聞所帶來工作與專業上的衝擊。


深度訪談後發現,對於置入性行銷,記者有不同的態度與行動,有人選擇批評抵抗;有人則是在不能抗拒的情況下,發展出各種調適策略。在記者所感受到的衝突
中,最深層的應是媒體接受金援而無法獨立盡到監督責任的事實;但也因為認知到媒體經營狀況之艱困而不得不接受業務上的考量。即使如此,觀眾看到的新聞會是
什麼樣子,還是有一部分決定在記者手上,有些記者認為經過認真處理的置入性新聞可以提供有意義的內容,記者在工作份內,還是可以把守新聞的最後一關。

孤軍打陣仗──電視台駐地記者的美麗與哀愁








論文名稱(中文)
孤軍打陣仗──電視台駐地記者的美麗與哀愁
















論文名稱(英文)
A Lonely Fight ── The Beauty and Sorrow of TV Local Correspondents.
















研究生(中文)
李曉青










研究生(英文)
Shiau-Ching Li







指導教授
彭文正 ; 
















共同指導教授
盧世祥 ; 















語文別中文














中文關鍵字
駐地記者 ; 地方新聞 ; 地方記者 ; 電視台 ; 共同通訊社 ; 獨家新聞 ; 










英文關鍵字
local correspondent ; local news ; local reporter ; TV station ; press agency ; exclusive news report ; 
中文摘要



電視台駐地記者是新聞媒體派守各縣市的第一線部隊,負責把全台各角落最新訊息回傳給媒體總部;然而承襲自老三台時代「一縣一人」的駐地記者制,卻未隨有線
電視頻道開放而有所改變,反而因「一縣一人」制衍生出不同於台北新聞中心的採訪文化。


駐地記者必須一人擔起攝影記者、文字記者與司機三角色,還須與同業合作互為代班,但也因此於追求獨家新聞時產生掣肘,隱藏在攝影機背後的哀愁,鮮少為人所
知。不過,駐地記者也因缺乏直接科層監督,私下與同業交換獨家新聞、甚至雇用助理代跑新聞,或善用採訪累積之人脈,延伸應用於副業的經營發展。

本深度採訪報導將駐地記者工作切割為美麗與哀愁兩面向,探究造成駐地記者工作困境之癥結──人力配置不足,並試圖探討「地方新聞共同通訊社」能否做為解決地方新聞困境之出路。

不可承受之重?初探攝影記者的性別與勞動之關聯








論文名稱(中文)
不可承受之重?初探攝影記者的性別與勞動之關聯
















論文名稱(英文)
Unbearable Heaviness? The Gendering of Photojournalists' Work.
















研究生(中文)
孫志硯










研究生(英文)
Chih-Yan, Sun







指導教授
林鶴玲 ; 
















語文別中文














中文關鍵字
性別與工作 ; 性別與技術 ; 性別與組織 ; 










英文關鍵字
gender and work ; gender and technology ; gender and organization ; 
中文摘要



長久以來,報社攝影記者的男女人數一直處於比例懸殊的狀況。面對攝影記者職業性別隔離的分工現況,不論是一般人的看法或是學術研究的成果,都認為這是女人考量自己能力之後,理性考量選擇的結果。畢竟,背著沉重相機、四處奔波採訪且不時需要與人推擠碰撞的攝影記者,也通常並不符合人們對女性工作的預期。

但是,能力、意願與選擇這些說法終究無法回答的問題是,為什麼當女人有能力、也有意願想要從事攝影記者這份工作時,到頭來卻是感受到滿懷的挫折與沮喪?在幾位女性友人與我分享她們在擔任攝影記者工作期間的感想之後,我開始質疑以個人能力與選擇作為解釋女人不適合擔任攝影記者的說法,其實在分析上簡化了性別在影響職業隔離與勞動過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多女性主義者常以強勢/弱勢、宰制/被宰制的權力角度切入,主張女人在職場中所面對的困境其實來自於男人主控了工作組織中的各種資源,而女人則長期被排除
於這些資源的近用上,且常必須承受各種性別刻板意識形態的不平等對待。在此不平等的基礎上與男人競爭,身處男性為主職場中的女人自然始終位居劣勢。對此,
許多先前許多研究已經累積了相當豐碩的成果(例如Kanter, 1977; Roos and Reskin, 1984; Reskin,
1998; Eisenberg, 1998;張晉芬,2002等等),而van Zoonen
(1994)回顧各國女性新聞工作者的現狀也發現,女人要想在一個男人為主的世界中出頭,確實倍加艱辛(張錦華、劉容玫譯,2001)。


而,只從「男人掌握權力,而女人必然遭受宰制」的角度切入思考,必然招致的一個反駁是「難道女性主義者僅僅想以性別平等的政治正確口號,試圖打平一切的性
別差異,並否認工作有其客觀的條件與要求嗎?」事實上,這樣的挑戰與質疑正是出是我訪談進行期間時常聽見的回應。許多受訪者均曾經指出,「這不是我(或報
社)要不要用女人的問題,而是女人自己有沒有辦法勝任這份工作的問題」來正當化攝影記者的分工現況。此類回應根本上想要表達的想法便是,攝影記者
職業性別隔離無涉於其性別,只與其條件有關。同時,這樣的回答也代表了當代社會人們與許多研究者對理性組織的期待:只要工作組織能夠擬定出一套理性的工作
標準,則性別歧視自然會從職場消失。至於剩下的部分,就只是勞動者本身條件與能力是否能夠符應組織要求的問題。換言之,理性工作組織只問能力不問性別,與
人力資本論強調個人能力與選擇的說法往往互為表裡且相互為用,一起被用以反駁性別與工作間的關聯。

至此,本研究所面臨的核心問題便是如何
在理論與經驗層次上超越「性別」與「組織」間的二元對立模式。也就是說,如果工作組織的規定要求與運作模式其實符合的是男性的利益與需求,則研究者其實有
必要更清楚說明性別「如何」深植於職場之中,使得男性在職場上先行佔有優勢位置。對此,許多女性主義組織研究者(如Acker, 1990,
1992, 1998; Savage and Witz, 1992; Wajcman,
1998)對「組織如何性別化」的論證,正足以作為本研究重要的取法對象。正如Acker(1990,
1992)關於性別化組織的分析,即便組織內部的制度設計、評量標準與運作模式看似公平客觀,但是這些規範一旦落實到實際操作層次上,往往便有了清楚的性
別化身體形象。而透過「身體化」與「去身體化」的兩面操弄手法,維持的則常是男性的既得利益。

同樣的,本研究檢視攝影記者的勞動現況後發現,攝影記者所以作為一個高度職業性別隔離的男性職場,主因便在於在其勞動過程與職業特性中所浮現的勞動身體形象,其實正與父權社會中的陽剛男性樣貌有著高度疊合的身影。並進而影響了男女被聘僱成為攝影記者的機會結構。

首先,雖然在市場壓力、報社組織、數位化科技三股結構趨力的交互作用下,工作造成的體能負荷與身體疲累早已是攝影記者的職業特性之一。然而,在同樣疲累的勞動過程中,男女攝影記者的身體形象卻有著極其不同的文化意涵。對男性攝影記者而言,高度體能要求下導致的疲累,往往是他們克服自身階級弱勢,展現自身專業形象與工作認同的論述策略。換言之,男攝影記者往往透過對工作疲累的自我敘說,也點明了值得褒獎的理想攝影記者形象為何。
然而,相較於這些男攝影記者自我呈現的英雄形象,女攝影記者的身體勞動則往往遭受貶抑以及污名。對於女性身體的不信任往往來自於兩個部分,一是將女性視做需要保護的弱者,二是將女性視做終究要因為懷孕生子離開崗位的暫時性參與者。而這兩種看待方式共同作用之下的結果,便是導致報社主管往往傾向盡量少錄用女攝影記者

其次,攝影記者中所涉及的各種人際互動方式,也再次強化了攝影記者作為男性工作場域的面貌。一方面,攝影記者的工作無可迴避的是與採訪對象間的矛盾關係。先是因為新聞工作不可避免的監督批判原則,便決定了記者與採訪對象間的對立。後再受到攝影記者的分工現狀與攝影器材的侵略性的影響,使得攝影記者與採訪對象間的衝突難以化解。甚至同業的加入競爭,都進一步激化了職場中的對立緊張。而大部分攝影記者強調「展現自身強悍」作為面對衝突的因應之道,則使得職場的陽剛文化更加對應一個男性強勢的身體形象。

另一方面,攝影記者在彼此競爭的同時,卻也維持著相當好的彼此互動,甚至常以兄弟情誼來形容與同業彼此間的關係。藉由共同面對外部的衝突以及共同參與內部的男性社交儀式,攝影記者成功化解了彼此間的競爭關係,並轉化為自身可以挪用的社會資本。然而,男性勞工網絡彼此連結所憑藉的陽剛文化,往往使得女性受限於自身性別難以打入其中。

因此,與其說攝影記者的工作要求與組織規範從不考慮性別,倒不如說理想攝影記者的標準常常預設了一個男性的勞動身體作為標準範本。此種看似「去身體化的」理想工人形象,其實對照的往往是正是一個男人的身體樣貌與性別認同。相對於男性身體的標準範本,女性的身體與勞動貢獻則是受到高度貶抑。

最後,本研究也發現了,雖然女攝影記者的身體不被信任,而攝影記者的工作場域又呈現高度男性化的陽剛特質,但是身處其中的女攝影記者仍然憑藉著各種身體的展演策略,突破他人刻板印象的看待方式,並呈現出巾幗不讓鬚眉的專業形象。

然而,當女攝影記者選擇以身體作為抗爭性別迷思的策略時,她們不僅僅要付出比男性更高的代價才能獲得肯定,甚至她們常必須游移在多套彼此衝突的性別角色範本下才能生存。全然抗拒或全然順應這些性別角色,都只是使得女攝影記者與其他男性同業顯得格格不入。甚至,藉由修飾身體形象改善的處境,也可能隨著女攝影記者懷孕生子的決定而化作泡影一般。簡言之,無論女攝影記者選擇留在職場,或是選擇轉換跑道,女攝影記者的身體永遠是必須嚴加管控的「負債」而非資產。

搞關係,玩面子:政治記者化解與消息來源衝突的策略








論文名稱(中文)
搞關係,玩面子:政治記者化解與消息來源衝突的策略
















論文名稱(英文)
Guanxi and facework: Political reporters' conflict resolution strategies against sources.
















研究生(中文)
黃彥翔










研究生(英文)
Yen-Shyang Hwang







指導教授
谷玲玲 ; 
















語文別中文














中文關鍵字
記者 ; 消息來源 ; 關係主義 ; 面子功夫 ; 衝突化解 ; 










英文關鍵字
Reporter ; source ; guanxi ; face-work ; conflict resolution ; 
中文摘要



記者與消息來源之間,隨時都可能出現緊張或是衝突。衝突並不是互動雙方所樂見,過去研究指出,記者為此必須採取諸多採訪與寫作策略,以延續自己的新聞工
作。然而過去的研究在討論種種策略時,其系統性與理論性不足,也沒有處理在華人文化中「人際關係」的特殊性。

本文採用華人關係主義的衝突化解模式來分析記者與消息來源的關係,以彌補既有研究的不足。在關係主義的文化裡,個人和他人互動時,都會先進行「關係判
斷」,也就是要看對方和自己的關係為何,然後再決定要用什麼樣的方式與其互動。而關係主義的衝突化解模式將人際關係區分為「縱向內團體」、「橫向內團體」
與「橫向外團體」,個人在不同的關係類型中,因應衝突的行動也會不同。

本研究發現,在記者與消息來源的互動中,雖然傳統上認為記者應該中立客觀,但他們在不同的人際關係中依然有不同的行為模式。在可能出現衝突的情境中,若雙
方關係為「縱向內團體」,則記者為了保持和諧,會傾向「忍讓」,並且顧對方的面子。若要達成個人目標,完成新聞工作,便會「陽奉陰違」。如果要修補關係,
則是透過「迂迴溝通」的方式。在橫向內團體中,保持和諧的方式是雙方互相給對方面子,做出妥協。由於在橫向關係中,雙方權力沒有太大差異,因此記者若要達
成自己目標,也有較大空間,和對方明爭暗鬥;發生衝突時,則直接溝通,尋求化解。至於在橫性外團體中,平常大家會「敷衍面子」,一團和氣,但若要達成目
標,則可能出現對抗,與對方斷裂。第三人出面調解,則是常見的解決方式。
記者也是「人」,但記者用以處理衝突關係的各種策略,很可能違背傳統上認為的新聞專業倫理。本文用華人關係主義的角度研究記者與消息來源的互動,能夠更貼近真實,這是未來在探討新聞專業倫理時必須思考的面向。

從鋼筆到鍵盤-看台灣報社記者工作文化的轉變








論文名稱(中文)
從鋼筆到鍵盤-看台灣報社記者工作文化的轉變

















研究生(中文)
林怡君










研究生(英文)
I-Chun Lin







指導教授
張錦華 ; 卓亞雄 ; 
















語文別中文














中文關鍵字
新傳播科技 ; 報社記者 ; 工作文化 ; 










英文關鍵字
work culture ; new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 journalist ; 
中文摘要



從新傳播科技的面向切入,探討台灣報社記者工作文化的轉變,訪談聯合報系與中時報系的資深記者、中生代記者及新進記者,共二十八人,將訪談資料轉謄為逐字
稿,用紮根理論的研究原則,初步將台灣記者的工作文化分為四個面向來報導,包括技術面、人際面、知識面、價值面。研究結果發現:

(一) 技術面:

傳播科技帶來的好處包括1.隨時掌握新資訊;2.增加記者的機動性;3.後端工作的方便性;4.更有效的回報制度。而新科技帶來了缺點包括新的剪貼文化,
及錯字率提高。另一方面,新傳播科技帶來聯繫工具的改變,縱向溝通上,如聯合報的「聯8達」電子報告欄;橫向溝通上則是新興的MSN即時通訊軟體。

(二) 人際面:

傳播科技造成報社內的人際疏離,與過去緊密的關係大不相同。新傳播科技讓記者有了不用回報社的工作環境,利用網路在外面傳稿發稿,加上使用手機、MSN與
長官聯繫,記者幾乎可以不用回報社,但也因此造成人際關係的疏離。新聞工作經常需要面對面的溝通,除了達到有效的協調與調度之外,更能讓新人從做中學,另
一方面,新聞也強調團隊工作的精神,與過去不同的是,今日的團體戰是依附在層層行政體系下的各自「分工」,而非過去默契和價值觀緊密的工作團隊。

(三) 知識面:

於新聞工作具有情境導向、分散智能、默會知識等特性,每個記者各自儲存了一套經驗知識,而這些經驗知識卻無法透過授課或是書面文字的表達傳承下來,過去藉
由記者每天回報社工作的互動溝通,及下班後非正式場合的私下授受,透過口耳相傳的方式來作經驗傳承,現在由於記者進報社的機會少了,自然的傳承管道被阻
斷,而電子資料庫卻又取代了部分的經驗知識,新科技帶來了危機,也帶來轉機,但是科技再怎麼進步,人才是報社中最重要的資產。

(四) 價值面:

時間的進程上,討論記者工作文化的轉變,無法避免的就是關注到整個報業市場的改變,以及世代文化的差異。主要是新聞價值的轉向,市場競爭日趨激烈,加上經
營者理念的改變,為了留住讀者,報社紛紛向市場取向的新聞價值靠攏,而世代文化價值觀的差異,使得新聞志業的觀念也逐漸變得淡薄。

電視新聞「假連線」現象及對記者專業性認知的衝擊








論文名稱(中文)
電視新聞「假連線」現象及對記者專業性認知的衝擊

















研究生(中文)
溫淑梅










研究生(英文)
Shu-Mei Wen







指導教授
張錦華 ; 
















語文別中文














中文關鍵字
電視新聞 ; 連線 ; 假連線 ; 現場報導 ; 現場連線 ; 現場直播 ; 市場導向 ; 記者 ; 專業 ; 專業性認知 ; 報導策略 ; 










英文關鍵字
TV news ; SNG ; Live ; Live news ; Psudo ; Psudo-live ; Reporter ; Journalism ; Professinalism ; 
中文摘要



本研究依據感官主義及McManus(1994)所提出之市場導向新聞概念為基礎,
針對TVBS、東森、中天、民視等四家電視台之記者進行深度訪談,探討台灣電視新聞台在SNG現場報導大量充斥下產生的預錄「假連線」現象,同時以錢玉芬
��1998)所提「專業自主」「社會責任」「專業知識」「專業能力」等四個新聞專業面向來觀察「假連線」現象,對記者的專業性認知會產生何種衝擊及影響。


究發現,現場連線多,不代表新聞品質高,反而增加了訊息的不完整性與畫面的粗糙性。而大量的現場報導中,不少是「假連線」濫竽充數,提供的可能是一些過時
或錯誤的訊息,讓觀眾承擔受誤導的風險,也讓記者承擔除了採訪工作本身以外的心理壓力。部份記者試圖以自身的力量,在大環境中做一些小改變,或在不影響團
隊合作的情形下,保有自己對新聞的堅持,發展出對「假連線」的不同應變方式及策略。本研究著重於記者專業認知層面的質性探討,無法量化統計各家新聞台出現
「非現場」連線的比例究竟有多高。未來研究若能佐以量化統計,且進一步深入瞭解民眾對電視新聞「現場連線」的反應及期待,應能使此議題之研究更為豐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