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論文名稱(中文) | 不可承受之重?初探攝影記者的性別與勞動之關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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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生(英文) | Chih-Yan, Sun |
| 指導教授 | 林鶴玲 ; |
| 語文別 | 中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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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關鍵字 | gender and work ; gender and technology ; gender and organization ; |
長久以來，報社攝影記者的男女人數一直處於比例懸殊的狀況。面對攝影記者職業性別隔離的分工現況，不論是一般人的看法或是學術研究的成果，都認為這是女人考量自己能力之後，理性考量選擇的結果。畢竟，背著沉重相機、四處奔波採訪且不時需要與人推擠碰撞的攝影記者，也通常並不符合人們對女性工作的預期。
但是，能力、意願與選擇這些說法終究無法回答的問題是，為什麼當女人有能力、也有意願想要從事攝影記者這份工作時，到頭來卻是感受到滿懷的挫折與沮喪？在幾位女性友人與我分享她們在擔任攝影記者工作期間的感想之後，我開始質疑以個人能力與選擇作為解釋女人不適合擔任攝影記者的說法，其實在分析上簡化了性別在影響職業隔離與勞動過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許
多女性主義者常以強勢/弱勢、宰制/被宰制的權力角度切入，主張女人在職場中所面對的困境其實來自於男人主控了工作組織中的各種資源，而女人則長期被排除
於這些資源的近用上，且常必須承受各種性別刻板意識形態的不平等對待。在此不平等的基礎上與男人競爭，身處男性為主職場中的女人自然始終位居劣勢。對此，
許多先前許多研究已經累積了相當豐碩的成果(例如Kanter, 1977; Roos and Reskin, 1984; Reskin,
1998; Eisenberg, 1998；張晉芬，2002等等)，而van Zoonen
(1994)回顧各國女性新聞工作者的現狀也發現，女人要想在一個男人為主的世界中出頭，確實倍加艱辛(張錦華、劉容玫譯，2001)。
然
而，只從「男人掌握權力，而女人必然遭受宰制」的角度切入思考，必然招致的一個反駁是「難道女性主義者僅僅想以性別平等的政治正確口號，試圖打平一切的性
別差異，並否認工作有其客觀的條件與要求嗎？」事實上，這樣的挑戰與質疑正是出是我訪談進行期間時常聽見的回應。許多受訪者均曾經指出，「這不是我(或報
社)要不要用女人的問題，而是女人自己有沒有辦法勝任這份工作的問題」來正當化攝影記者的分工現況。此類回應根本上想要表達的想法便是，攝影記者的
職業性別隔離無涉於其性別，只與其條件有關。同時，這樣的回答也代表了當代社會人們與許多研究者對理性組織的期待：只要工作組織能夠擬定出一套理性的工作
標準，則性別歧視自然會從職場消失。至於剩下的部分，就只是勞動者本身條件與能力是否能夠符應組織要求的問題。換言之，理性工作組織只問能力不問性別，與
人力資本論強調個人能力與選擇的說法往往互為表裡且相互為用，一起被用以反駁性別與工作間的關聯。
至此，本研究所面臨的核心問題便是如何
在理論與經驗層次上超越「性別」與「組織」間的二元對立模式。也就是說，如果工作組織的規定要求與運作模式其實符合的是男性的利益與需求，則研究者其實有
必要更清楚說明性別「如何」深植於職場之中，使得男性在職場上先行佔有優勢位置。對此，許多女性主義組織研究者(如Acker, 1990,
1992, 1998; Savage and Witz, 1992; Wajcman,
1998)對「組織如何性別化」的論證，正足以作為本研究重要的取法對象。正如Acker(1990,
1992)關於性別化組織的分析，即便組織內部的制度設計、評量標準與運作模式看似公平客觀，但是這些規範一旦落實到實際操作層次上，往往便有了清楚的性
別化身體形象。而透過「身體化」與「去身體化」的兩面操弄手法，維持的則常是男性的既得利益。
同樣的，本研究檢視攝影記者的勞動現況後發現，攝影記者所以作為一個高度職業性別隔離的男性職場，主因便在於在其勞動過程與職業特性中所浮現的勞動身體形象，其實正與父權社會中的陽剛男性樣貌有著高度疊合的身影。並進而影響了男女被聘僱成為攝影記者的機會結構。
首先，雖然在市場壓力、報社組織、數位化科技三股結構趨力的交互作用下，工作造成的體能負荷與身體疲累早已是攝影記者的職業特性之一。然而，在同樣疲累的勞動過程中，男女攝影記者的身體形象卻有著極其不同的文化意涵。對男性攝影記者而言，高度體能要求下導致的疲累，往往是他們克服自身階級弱勢，展現自身專業形象與工作認同的論述策略。換言之，男攝影記者往往透過對工作疲累的自我敘說，也點明了值得褒獎的理想攝影記者形象為何。
然而，相較於這些男攝影記者自我呈現的英雄形象，女攝影記者的身體勞動則往往遭受貶抑以及污名。對於女性身體的不信任往往來自於兩個部分，一是將女性視做需要保護的弱者，二是將女性視做終究要因為懷孕生子離開崗位的暫時性參與者。而這兩種看待方式共同作用之下的結果，便是導致報社主管往往傾向盡量少錄用女攝影記者。
其次，攝影記者中所涉及的各種人際互動方式，也再次強化了攝影記者作為男性工作場域的面貌。一方面，攝影記者的工作無可迴避的是與採訪對象間的矛盾關係。先是因為新聞工作不可避免的監督批判原則，便決定了記者與採訪對象間的對立。後再受到攝影記者的分工現狀與攝影器材的侵略性的影響，使得攝影記者與採訪對象間的衝突難以化解。甚至同業的加入競爭，都進一步激化了職場中的對立緊張。而大部分攝影記者強調「展現自身強悍」作為面對衝突的因應之道，則使得職場的陽剛文化更加對應一個男性強勢的身體形象。
另一方面，攝影記者在彼此競爭的同時，卻也維持著相當好的彼此互動，甚至常以兄弟情誼來形容與同業彼此間的關係。藉由共同面對外部的衝突以及共同參與內部的男性社交儀式，攝影記者成功化解了彼此間的競爭關係，並轉化為自身可以挪用的社會資本。然而，男性勞工網絡彼此連結所憑藉的陽剛文化，往往使得女性受限於自身性別難以打入其中。
因此，與其說攝影記者的工作要求與組織規範從不考慮性別，倒不如說理想攝影記者的標準常常預設了一個男性的勞動身體作為標準範本。此種看似「去身體化的」理想工人形象，其實對照的往往是正是一個男人的身體樣貌與性別認同。相對於男性身體的標準範本，女性的身體與勞動貢獻則是受到高度貶抑。
最後，本研究也發現了，雖然女攝影記者的身體不被信任，而攝影記者的工作場域又呈現高度男性化的陽剛特質，但是身處其中的女攝影記者仍然憑藉著各種身體的展演策略，突破他人刻板印象的看待方式，並呈現出巾幗不讓鬚眉的專業形象。
然而，當女攝影記者選擇以身體作為抗爭性別迷思的策略時，她們不僅僅要付出比男性更高的代價才能獲得肯定，甚至她們常必須游移在多套彼此衝突的性別角色範本下才能生存。全然抗拒或全然順應這些性別角色，都只是使得女攝影記者與其他男性同業顯得格格不入。甚至，藉由修飾身體形象改善的處境，也可能隨著女攝影記者懷孕生子的決定而化作泡影一般。簡言之，無論女攝影記者選擇留在職場，或是選擇轉換跑道，女攝影記者的身體永遠是必須嚴加管控的「負債」而非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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