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觀眾想像的空間：王傳宗談戲劇創作理念

記者蔣珮伊／採訪報導、攝影／鄭立明

王傳宗導演分享其戲劇創作理念及學思歷程。（圖文/鄭立明）

「導演厲害之處，取決於作品完成後能為觀眾帶來後座力，而非作品中的技巧。」畢業於臺大新聞所的導演王傳宗，4月8日回到所上與學弟妹分享他的戲劇創作理念。對他而言，能讓觀眾在觀賞後留下深刻的感覺，才是他追求的目標。同時他也以自身經歷，展示了一個不願被金錢量化自我價值的人生，及其背後的努力及執著。

金鐘導演王傳宗：台大新聞所給了創作的養分

記者程晏鈴／採訪報導、攝影／鄭立明

王傳宗學長回到台大新聞所與學弟妹分享新聞理論應用在戲劇創作的實踐上。（圖文／鄭立明）

「我其實算是新聞所的逃兵。」得過金鐘獎以及台北電影節獎項的導演王傳宗，畢業於台大新聞所畢業。最後卻走了一條不屬於傳統新聞的路。4月8日他回到台大新聞所演講，分享新聞所教育對戲劇創作的影響。

從來沒有受過正統的戲劇或電影科班訓練，王傳宗所有關於電影的知識來自於書本和DVD。1999年的一部電影「驚爆內幕」，喚醒他內心同時具有的新聞記者與導演使命，使他興起考新聞研究所的想法。「看了那部電影之後，覺得新聞記者原來可以有所作為，可以改變一些事情。但是電影又拍得太好了，害我又想當導演，」這番矛盾的告白引起台下學弟妹哄堂大笑。

Kolas：原住民族新聞觀點＝了解原住民族，增進族群對話

記者吳震威／採訪報導

Kolas Yotaka表示一則好的原住民族新聞，就是讓人更了解原住民族的真實一面，才具有「原民觀點」。（文／吳震威；圖／陳貞樺攝）

本周二（3/4）台大新聞研究所邀請原住民族電視台製作人兼主持人的Kolas Yotaka到場向新聞所同學分享身為一名原住民族媒體人的經驗與觀點。Kolas表示，「長久以來，這個社會總漠視原住民族報導。大眾對於原住民族是陌生與不了解的。」因此，她特別以「Mata！原住民族新聞之眼」為題，帶著新聞所學生們以原住民族的觀點，剖析新聞報導的價值，增加學生們對於社會全體的認識。

何謂「原民觀點」？

演講一開始，Kolas並提及做一則原住民族新聞必須具有原住民族觀點才是合乎標準的。Kolas表示在公視開始製播《原住民新聞雜誌》時，有人認為只有擁有原住民血統的媒體人所做的新聞就是具有「原民觀點」的新聞。但相反地，也會有人認為就算是非原住民族，只要能做出反映原住民問題的新聞，同樣是具有「原民觀點」的報導等的討論。然而，在台灣對於什麼樣的新聞才合乎「原民觀點」準則，仍是各方表述且敏感的問題討論。

對此，Kolas以由全球世界原住民族廣電聯盟所舉辦的國際原住民族新聞獎（World Indigenous Journalism Award，簡稱WIJA）為例子。WIJA對於何謂原住民新聞的判別，主要聚焦在報導本身是否提供相較於其他媒體的不同的角度，以及是否增進原住民與非原住民對原住民族現況的瞭解等方向。Kolas認為原住民族新聞的目標群體不是只設定在原住民族，更重要是推及到非原住民族，讓大眾也能藉由新聞認識與瞭解原住民族的立場與現況，進而達到雙方間的互動與對話，才是達到「原民觀點」的標準。

Kolas以挪威薩米電視台所製播的一則關於北非「AMAZIGH」（阿馬齊格）民族於茉莉花革命中的抗爭恢復正名的行動為例。她表示當全世界的媒體都將茉莉花革命的報導重點聚焦在中東政權的動盪時，挪威的薩米電視台聚焦在一支北非的原住民族－AMAZIGH（阿馬齊格）。由於阿馬齊格長久以來受到阿拉伯世界的統治，為求自保並融入阿拉伯世界，將自己的族語與文化隱藏起來。而當茉莉花革命開始延燒動盪整個阿拉伯世界之時，趁著這股潮流，他們挺身為自己正名並爭取權益。Kolas認為這是一則她非常喜歡的原住民族新聞，因為它採以不同的視角切入，卻同樣呼應社會的脈絡，並真實反映原住民族在此現況下的困境與挑戰，這正是一則達到社會對話與彼此瞭解的好新聞。

原民觀點 VS. 新聞倫理

Kolas表示原住民族新聞除了要客觀中立外，更要呈現出非原住民族看不見的現實，挪威薩米電視台所做的「AMAZIGH」報導就是一例。除此之外，Kolas也分享其他國家原住民族新聞台的參賽作品，說明他們如何呈現各國的原住民現況。以毛利電視台為例，Kolas說明此則新聞的重點在於一名毛利族的男子搭訕一名白人女子不成，被對方視為暴力分子，警方見狀直接槍擊此名毛利族男子。事後，不僅未緊急就醫，且任意將他置於街頭外，直到隔日才被人發現，早已是一具冰冷的屍體。此名男子的家屬認為警方不問原因、無故開槍，根本執法過當。但警方卻只回應此乃安全考量才有此一舉動。Kolas指出這則新聞所要凸顯的正是毛利族長久以來所遇到的社會不平等、歧視的現況。因為對於毛利族的不瞭解，錯誤歸因毛利族都是殘暴的，是暴力分子，因此才釀成此事件的發生。

Kolas認為這是一則真實體現出毛利族困境的新聞報導，非常能做為台灣原住民族電視台借鏡並播出的深度報導。然而，由於此則新聞中，有許多直接拍攝遺體傷口、面貌等畫面；此外，由於新聞取向過於偏向罹難者家屬的立場與情緒表達，過於偏袒不夠客觀等因素。因此，回歸到台灣對於新聞倫理的要求與規範，是無法播出此則新聞的。Kolas表示儘管此則新聞極具「原民觀點」，然而觸碰到台灣的新聞倫理規範時，卻只能以不播的方式處理，非常可惜。而這也是台灣原民台在製播新聞的困境之一。

Kolas Yokata認為一個好的原住民族媒體，必須成為族人的口、族人的眼，為族人發聲。（文／吳震威；圖／陳貞樺攝）

終極目標：「民族自決」

Kolas認為原住民族電視台的目標，就是必須將電視視為一種「運動」工具。所謂的運動，在於藉由此一媒體平台改變大眾對於原住民族的想像，瞭解原住民族在此社會下的發展脈絡與困境，進而達到原住民族自決，以及與非原住民族間的平等對話，此乃原住民族媒體的最高訴求。Kolas表示，這社會不能只有一種聲音去主導各族群的發展，各族群都該擁有向他族群對話的權利，並達到兩方間的平等互動，這才是台灣原住民族電視台存在的意義，正也是台灣原住民族電視台努力的方向，以達到真正的「民族自決」！

報導內容為Kolas Yotaka個人言論，不代表原民台立場。

族人的口、族人的眼：原住民新聞人Kolas

記者謝懿安／採訪報導

原民台主播、製作人Kolas Yotaka與新聞所同學分享，何謂原住民觀點的新聞，以及大眾應該如何理解原住民族。（文/謝懿安；圖/陳貞樺攝）

「要成為族人的口，族人的眼！」原住民族電視台主播、節目製作人Kolas Yotaka 4日到臺大新聞所演講，分享自己任職記者的歷程。

Kolas說，剛聽到自己要來臺大演講時非常驚喜，因為自己過去想念臺大卻沒有機會。「但另一方面心情是嚴肅的，」面對未來要成為新聞界中堅分子的學生，對於自己所分享的議題更是任重而道遠。

Kolas表示，原民台成立是因為台灣新聞長期以來忽略原住民族的存在，單就使用的字彙便可以看出了解的程度差異。Kolas舉例，「原住民」一詞指的是個人；「原住民族」指的是整體，有集體權的意涵，也是憲法中明文保障的用法。

在原民台服務至今已有8年，Kolas說，會踏入記者一途是對原住民身分有強烈認同。Kolas為花蓮玉里鎮Halawan部落阿美族人，1999年畢業於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她回憶，當時的畢業論文研究人際關係網絡，與指導教授聯名用英文投稿到美國管理學會被接受刊出，有機會到美國知名大學，如史丹福、哈佛商學院就讀。

然而，Kolas放棄出國讀書的機會，選擇到公視旗下的原住民新聞雜誌工作。「我覺得我是原住民，我有很強烈的認同，」Kolas認為，商業世界離自己還有家人太遙遠，即便不被教授理解，但她仍選擇要做自己所愛的工作，而非為了賺錢而活，因而走上新聞記者一職。

在擔任記者過程中，Kolas有機會接觸台灣不同族的原住民，以及環太平洋的原住民族。她驚訝發現，這些族群在語言上有緊密的關聯，例如在阿美族語中的「Mata」指的是眼睛，布農族、卑南族、甚至是馬來語用法皆相同。

透過語言連結，台灣原住民族對於環太平洋原住民族的親切感更勝於對90%的台灣人。Kolas分析，語言、文字與認同影響到原民新聞的觀點，例如去年爭議不斷的廣大興事件，在台灣主流媒體一片抨擊菲律賓政府之際，蘭嶼的雅美族反應相對保守。其背景是因當地原住民與菲律賓巴丹島原住民有深厚連結，不像台灣民眾群起激憤的反彈菲國政府。

臺大新聞所碩一的吳學展向Kolas提問，在美麗灣事件中，媒體應該如何看待當地居民的工作權以及原住民土地保存的衝突。（文/謝懿安；圖/陳貞樺攝）

談到原住民運動，Kolas觀察此類議題經常被主流媒體忽視，原民台的角色便十分重要。但在報導一系列的原住民族相關新聞時，Kolas坦言也遭受非常多壓力，最明顯發生在自己身上的是政治直接干預原住民紀錄片播出。

2007年，原民台規劃一系列的原住民族運動紀錄片。1980至90年代，原民運動風起雲湧，最著名的「還我土地」運動就動員超過3000位原住民上街抗議。為了還原當時歷史，原民台由Kolas擔任製作人，開始著手製作14支紀錄片。

2008年政黨輪替，國民黨執政，要求原民台不得再繼續製播，在原民台堅持下雖然做完卻被束之高閣。直到2011年，適逢中華民國建國百年，各界討論民國百年時，原民台思索本片應是此討論浪潮中的亮點，因此將這套紀錄片搬上螢幕。

臺大新聞所碩一的張簡如閔詢問Kolas在製作原民新聞時，可以用什麼方式讓大眾更能感受到訴求。（文/謝懿安；圖/陳貞樺攝）

但就在原民台播出5集後，再度被國民黨立委以影響隔年選舉為由，要求不得播出，否則就刪原民台的預算。Kolas表示，即使原民台的經費來自於政府，但不等於要服務政黨。回到原民台建立初衷，是要還給長期受到忽略、壓迫的原住民，一個補償發聲的管道。原民遭受不公平的對待雖過去，「卻是應該被記得的傷口！」

被問到原民台未來的發展策略，Kolas說，電視對於原住民而言是運動的工具，但應是溫和而非激烈的與社會衝撞。例如不會強調主播的衣著要以原住民服飾為主，讓觀眾感受原民新聞的不同，「重點還是在觀念的傳達」。透過觀眾收看一則則有原民觀點的新聞，潛移默化之中就能讓非原民與原民之間互相了解認識。

今年3月，Kolas也挑戰製作第一個有原民觀點的國際新聞節目「Mata！看天下」。用代表眼睛的Mata為題，希望在主流媒體中，呈現不同的觀點，讓更多人知道，這個世界上有一群人用不同的觀點在看社會。Kolas也期許自己能成為族人的口跟眼，最終達到原民與非原民擁有公平對話的一天。

【延伸觀看】

原民國際新聞節目「Mata！看天下」
Youtube頻道 Facebook官方粉絲團

報導內容為Kolas Yotaka個人言論，不代表原民台立場。

吳東牧談記者生涯 強調尊重事實 不濫用特權

記者李嘉軒/報導 攝影/林芷揚

吳東牧認真為同學分享其當記者的難忘經歷

「難忘的幾件事。」公視新聞議題中心製作人吳東牧在演講中回顧自己記者生涯。他強調親身採訪對記者的重要性，同時建議記者要認真跑新聞，忠於事實，尤其不能濫用記者的特權。

吳東牧於今（6/4）日受邀到臺大新聞所演講，暢談自己從一名單純對新聞這一行有興趣的人，到成為公視新聞部採訪主管、公視PNN新聞議題中心製作人的幾件難忘經歷。他說，本來是想講記者職涯裡比較糗的幾件事，但是後來想想，個人比較平淡，自認在跑新聞方面不是多麼出類拔萃，所以沒有什麼很突出、相對糗的事可分享，因而想來和大家談一些讓他難忘的幾個新聞事件。

在演講中，提醒所有台大新聞所的學生，只要是事實，媒體人都有報導的義務。「減少報導不會讓台灣媒體環境好一點，報導是要讓觀眾看到事件背後的意義。」吳東牧並認為，記者在報導時，不能只靠書面資料，親身採訪非常重要。同時，記者報導時不要只針對事件的瑣碎面報導，新聞應該要能發揮讓人省思的作用才好。」

吳東牧於1993年進入新聞界，先在《自由時報》從最基礎的校對工作做起。由於父親任職於華視當攝影記者的關係，讓他一直對新聞這一行保有好奇心，所以能想嘗試當記者，但又有些懼怕。他說，自己心中一直有「老三台」記者權限較受限制的印象，因此讓他反省到，自己若當記者，就應設法跳出受限的框架，做出不一樣的報導。

1996年因緣際會下，吳東牧開始在《新台灣新聞週刊》工作，開始了他的記者職涯。他特別解釋，雖然當時負責的是黨政路線，但是很多報導主題與方向都是主管交辦，有些甚至沒有見到受訪者本人就寫了。後來他意識到這樣的報導沒有記者自主性，他自己很不喜歡，於是，沒多久就換到《台灣日報》、《自由時報》等報社工作，主要都是負責司法路線。

其中，讓他特別有感觸的，就是「蘇建和案」。這個案子發生在民國80年3月24日，因為涉案三人莊林勳、劉秉郎、蘇建和三人犯罪事實認定只有自白，並無其他證據；且又傳出三人可能遭到刑求，因而受到人道組織、死囚平反大隊、以及反死刑社運人士的聲援。案件前前後後膠著了十幾年，直到去年101年8月最高法院才判此三人無罪定讞。

同學們認真聆聽吳東牧的精彩演說

吳東牧說當時在跑這個新聞時，對社會運動的了解並不深，也不是特別熱衷。但在會見完莊林勳、劉秉郎、和蘇建和後，才了解當一個人被權力壓制時，記者若想要報導，必須對他的生命過往有更多了解，這樣才能寫出好的報導。

吳東牧說他多次到看守所訪問莊林勳、劉秉郎、與蘇建和三人，當時社會籠罩著的氣氛，大都直指他們三人有罪。雖然他跑這新聞時，社會上已有反死刑的聲浪，及產生懷疑台灣司法公正性的聲音；可是大多數人因聽信「公權力」的一面說詞，普遍認為這三人應以死刑來結束其所犯下的罪孽。但當吳東牧訪問完他們三人後，才了解到許多事實真相，並不是「公權力」所闡述的所謂「事實」一般。

碩二學生陳熙文請教吳東牧其當記者的信念

吳東牧說，新聞記者在跑新聞時，很容易聽信警察、檢察官及法官等人的說詞。這些自稱具有「公權力」的人，都說他們敢掛保證就是莊林勳、劉秉郎、與蘇建和做的。吳東牧當下聽了後都無言以對，因為這三人就是遭刑求才認罪。說到這裡，吳東牧並放了當時三人的訪問片斷，讓現場同學更進一步了解蘇案。

吳東牧提到，這件案子對他個人有很大啟示，並且為他的記者生涯埋下好的種子。尤其是當時在看守所看到他們三人的景象，那種歷歷在目的感覺，讓他理解到記者需要真實且面對面地和人接觸，「這才是記者的核心工作。」他又補充，雖說記者在多數時候接，所接觸到的是第一手的消息，但往往虛實與真假難辨，記者個人要特別注意。

吳東牧在演講中又提到另一個社會大案，即劉邦友血案。他想起採訪中看到電視記者報導新聞的方式，讓他無法認同。他發現有些電視記者只向平面記者搜集相關的案情資訊，自己並不親自採訪，了解完大概的案情後，就對著攝影鏡頭照念。吳東牧認為是因電視台的組織運作不當，才會造成電視記者只是「播報機器」，而非在新聞現場挖掘第一手資料的人才。

另外，吳東牧在《台灣日報》任職期間，曾被報社主管派去桃園，撰寫劉邦友血案的「偵辦日誌」，即每天都要會對讀者報導關於案情的最新發展。由於劉邦友血案案情沒有新的進展，吳東牧說他根本不知從何寫起，但又得完成任務，整個的日誌報導內容其實就是「掰」的。吳東牧認為報社為了「版面美觀」，加上又是小報，需要在夾縫中求生存，因此主管們往往會想些稀奇古怪的點子，使記者無所適從。

吳東牧較為嚴肅的向同學述說如何可以正確的使用記者的權力及適當的抵抗公權力

再來，吳東牧跳槽回《自由時報》擔任記者，在跑星座專家陳靖怡命案一事時，了解到如何適當且正當的使用記者特權。吳東牧說，「記者特權」指的就是手上的筆、相機、及攝影機，如何使用這些特權是一門學問。他舉例陳靖怡在家中遭人殺害，後來又送到殯儀館驗屍。當時吳東牧前往現場採訪後，同行的一名記者還跟他借相機，去拍陳靖怡遭解剖後的樣子。並說這樣的新聞圖片，可以賣給國外辛辣的報紙使用。吳東牧認為這樣行徑不僅對死者不敬，也對死者的家屬造成二次傷害。所以他提醒各位台大新研所的學生，不要濫用特權，以免對其造成傷害。

最後，吳東牧建議新聞所的同學們可先去平面媒體工作，累積資源及經驗，畢竟平面媒體較電視媒體，實有更多空間及時間去採訪，較能忠實的刊登受訪者的原意。

做真正的記者 吳東牧：「成就感最大來源。」

記者林芷揚/人物側寫 林芷揚/攝影

吳東牧與台大新聞所學生分享記者生涯中最難忘的事件

吳東牧不是新聞科系出身，對自己的記者工作仍然抱有很高的理想與信念；身為攝影記者的父親給他很大的影響與啟發，吳東牧認為記者可以「不只是這樣」。家庭因素促使吳東牧踏入新聞界，但這個圈子不好走，現實面帶來不少挫折。

初期，吳東牧不滿只能聽命於總編輯，完成其指派任務；之後，對於報社為了「搏版面」而要求跑警政線的他駐點撰寫乏善可陳的案情偵辦日誌，吳東牧感到無所適從。當親眼見到同業為了金錢利益而無情拍攝命案的驗屍照片，吳東牧體會到記者濫權的悲哀，令他沮喪。

曾經，吳東牧還看不起電視記者，看不慣他們到了新聞現場只是向報社記者打聽事件，接著就抄報紙播新聞。因此，一直在平面媒體工作的吳東牧剛轉任公視記者時非常不習慣，「當時覺得自己是降臨公視來解救他們的」。

遭遇各種挫折，吳東牧依然堅守記者崗位的理由，來自同業的一句話。「你不覺得記者是很有意義的工作嗎？因為你有權利！」吳東牧表示，記者的身分讓他可以訪問各式各樣的人，無論是達官顯要還是市井小民，只要一通電話表明自己是某媒體的記者，都有機會和對方接觸，這是記者工作最特別的地方。

反骨和同情是支持他一路走來的重要因素。吳東牧指出，當記者的人要有一點反骨性格，敢於挑戰權威，心中也要長存同情弱勢的心理。不過，吳東牧說他自己並不是一開始就敢於衝撞體制。他說，學生時期的他其實很少關注社會議題，習慣做個膽小的乖學生，而這也是台灣學生的普遍狀態。

吳東牧替他初期的記者工作打上問號，認為本該發掘真相的記者不該聽命行事，這段時間他的理念不斷受到壓抑。直到轉去公共電視工作，吳東牧的膽識才有了培養皿。他說，公視氣氛十分自由，記者和主管可用平等關係討論事情，培養出他的質疑精神，開始可以做個真正的記者。

吳東牧指出，1996年剛接觸記者工作的他還不算是個真正的記者

對於有理想但膽怯的新人，吳東牧的建議是：「就去做啊！」他表示，實際參與是最好的訓練方法，必須勉強自己到新聞現場與人接觸，敢於遞出麥克風問問題。

吳東牧指出，記者的精神在於不服膺權威，如果都由記者群當中的老大帶領，那麼也算是服膺另一個權威了。

「即使問了一大堆笨問題，到最後問出一個好問題，對方就會對你有點尊敬」，吳東牧表示，關鍵在於不要害怕，問問題的時候帶點批判與質疑，受訪者自然會有不同反應。

警政線是吳東牧認為記者生涯中最有意義的一段，他看見司法體系的缺失在他多年來的撰文努力之下，有了改變。「社會大體上進步了，讓我有成就感，也覺得是記者工作已發揮作用的地方」。多年來，吳東牧帶著批判精神在記者崗位上努力，他認為，台灣社會的進步，就是記者工作最有意義的指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