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周佳勳／採訪報導
江蓋世先生演講時，台大新聞所同學專注聆聽。（圖文/李政）
「寫出去的東西，只要是台獨，就是叛亂罪」江蓋世曾在1980年代積極參與台灣民主運動，他也曾在鄭南榕所辦《自由時代週刊》雜誌擔任採訪編輯。他在5月13日跟台大新聞所同學分享鄭南榕的理念。江蓋世哽咽地表示，「近鄉情怯」回來事發現場，心情其實很複雜。
 
鄭南榕的秘密武器
在那個連講台獨都會被抓的年代，寫出去的東西只要含有台獨的成分在，就很有可能收到叛亂罪的傳票。江蓋世說，當時南榕就告訴他，「若有什麼事，我全權負責。」他才真正放手去作訪問。
「你們一定不知道鄭南榕的秘密武器，就是一台傳真機」江蓋世先生回想當時與鄭南榕一起辦報的經過。他說，在我們這個科技不發達的年代，一台傳真機是非常不得了的事。他回憶，當時鄭南榕先生叫他進去總編輯室，並鬼祟地拿出一台黑色的大盒子。鄭南榕才告訴他，「這是一台傳真機，資料可以從這邊出來，也可以從那邊出去。」江蓋世說，他當時就想到用傳真機可以用來訪問流亡海外的黨外人士，鄭南榕也大力支持。
江蓋世回憶，「傳真機就像是一台突破言論自由的機器」。他與報社的同仁於1989年3月11日凌晨，訪問了台灣政治與歷史學者，當時也是台灣獨立聯盟日本部的委員長許世楷、曾任台灣獨立聯盟主席的張燦宏先生、曾是台灣獨立建國聯盟成員的陳唐山先生等人。於訪問張燦宏先生的期間，「他和政府所說的暴徒完全不一樣，是一個非常斯文的人」江蓋世回想地說。他並提到，張燦宏先生的願景是希望台灣成為「東方的瑞士」，當時那期的雜誌封面，也是以東方的瑞士作為主題。江蓋世表示，同期，許世楷先生所起草的「台灣新憲法草案」，也刊登在雜誌內，最後也成為鄭南榕收到叛亂罪傳票的原因。
江蓋世描述自己在「土城研究所」的日子。（圖文/李政）
在獄中的日子
江蓋世也曾成為政治犯，並在土城看守所待了八個月。他回憶到，當時有非常多的黨外人士朋友都曾因不同原因被抓去關，包含前總統陳水扁、鄭南榕先生等。江蓋世也提到自己被抓的原因，他表示，當時《國家安全法》內提到，「人民不得主動分裂國土」這一條，實質上就是限制思想的法律。而當時總統蔣經國在公開場合說「我也是台灣人」，但很多人希望蔣經國能以台灣人的立場思考，因此發起示威活動，靜坐四天。江蓋世就被以政治犯的名義抓進土城看守所內。
江蓋世開玩笑地說，在監獄裡面水電不用錢、供給三餐，還可以與志同道合的同好討論以及唸書，「我與朋友們都戲稱為土城研究所」。然而，他也感慨地回想當時在監獄裡的情形。他說，只要有國定假日連假的期間，在監獄裡就不能講話，也無法收信，是最痛苦的時期；江蓋世並舉中秋節為例子，在一個手張開就碰到牆壁、躺下也差一些碰到牆壁的監牢裡，非常孤獨。監牢裡的鐵窗很高，也看不見外面，在這樣只有冷冰冰牆壁可以面對的時候，甘地「訓練自己快樂」的精神一直支撐他到最後。
江蓋世先生與同學們對談，熱情回應同學的發言。（圖文/李政）
與同學對談：轉型正義，還需努力
台大新聞所同學彭筱婷與江蓋世先生交流時，也提起自己對於言論自由的親身感受。她說，她來自外省家庭，在接受義務教育的那幾年，學生對於鄭南榕先生的認知，甚至言論自由的概念，都只有從課本簡短的幾個字中帶過。由於言論自由對於現代人來說已經是「陽光、空氣與水」一般理所當然，這次歷經太陽花學運後，思想上的衝擊很大。彭筱婷舉最近「歷史課綱微調事件」當例子，她認為若教育都把重要的台灣史省略，那麼未來的學生要怎麼樣去瞭解台灣這塊土地，她更引述鄭南榕基金會陳世昌老師導覽時所說的話，「台灣人很多都願意花錢去德國看集中營，卻不願意來台灣不用錢的基金會了解台灣歷史。」
台大新聞所同學呂伊萱也認為她所接受的教育並沒有特別提到鄭南榕先生這段歷史。她說，即便她大學就讀台大政治學系，「大部份學生念了很多理論，對於社會的時事討論卻不多。」呂伊萱強調，她屬於「戒嚴後世代」，在她出生的當年發生了中國六四天安門事件以及鄭南榕自焚事件，很多人都認為言論自由早就是理所當然，一直都存在。然而，她覺得其實台灣人對於「台灣獨立」四個字的恐懼從沒散去過，老一輩的人淺意識裡還存在著戒嚴時代的陰影。
彭筱婷與呂伊萱皆覺得「轉型正義」必須落實，台灣人才有機會跳脫一黨獨大的局面。導覽員陳世昌老師也提到，轉型正義包含環境、媒體、土地和法律等的轉型。陳世昌說，台灣人的意識覺醒還不夠，政府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人們一定得站出來才有改變的可能。他說，台灣人最慘的是「不把政府謬論當謬論」的人，讓這些議題缺少討論的空間。對於轉型正義的看法，江蓋世有感而發地舉德國打仗時必須服從法律為例子，他說，軍人必須服從法律射殺翻牆的人，但他可以選擇打偏。江蓋世說，最高的法律，其實是人的良心，轉型正義還需要更多人覺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