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井倉庫見證日治時期殖民經濟史

記者陳韻婷 / 採訪報導

位於台北市忠孝西路上的三井倉庫，見證了台灣日治殖民時期的產業發展。三井倉庫原屬於三井物產株式會社所有，戰後交由台灣省物資局管理，從2002年開始則由台灣鐵路局接管。

位於忠孝西路上的三井倉庫，在日治時期屬於三井物產株式會社所有，建築上方仍保留三井商標，確切建成年代不詳。(攝影/陳韻婷)

  日治時期，總督府刻意扶植日本企業，為的是打擊歐美洋行。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三井株式會社在20世紀初，便成為北台灣最大的企業。三井在台灣經營的商品項目多元，包括茶、糖、樟腦、以及木材等。其中日東紅茶即是三井在台灣開發的商品之一，當時名聲享譽全球。除了紅茶，製糖也是三井在台灣開發的重點項目。台灣第一個製糖株式會社便由三井成立，當時三井砂糖產量佔全國總生產量的四分之一。

  根據台北藝術大學建築與古蹟保存研究所副教授黃士娟的調查報告，三井株式會社第一代辦公室位於大稻埕上，鄰近淡水河；而第二代辦公室(現位於館前路與襄陽路的交口路口上)則設於舊台北火車站(時稱台北停車場)周圍。三井倉庫配合第二代辦公室設立，見證了台北市的商業發展由水運到陸運的移轉過程。

三井株式會社演進過程

資料來源/黃士娟，製表/陳韻婷

  2012年，三井倉庫經提報，被文化局指定為歷史建築。理由包括三井株式會社在日治時期的重要地位、三井倉庫鄰近其他古蹟，以及該建築為現存唯一保留下來的日治時期三井商標，具有稀少性等條件。

  為了西區門戶計畫，台北市原本決定拆除三井倉庫，來配合忠孝西路的新路型規劃。在相關團體反彈之下，台北市副市長林欽榮另外提出遷移計畫，希望將倉庫平移70公尺，但相關爭議仍未停止。

  現任台北市議員許淑華說，柯文哲政府上任後，希望推動重大公共建設，其中西區門戶計畫就是重點項目。依照林欽榮的規劃，政府將拆除忠孝橋引道，並把北門一帶規劃成綠地廣場，重現當年北門城廣場景觀。

  許淑華認為，台北市政府對於西區門戶計畫的執行很積極，卻缺乏配套措施。對於遷移計畫，她無法接受政府在沒有提出具體措施的情形下，就要遷移三井倉庫。黃士娟也指出，三井倉庫的移動可能會造成建築物受損。

      

三井倉庫距離北門僅有幾步之遙。(攝影/陳韻婷)

三井倉庫對面便是台北郵局。(攝影/陳韻婷)

  對於遷移計畫，台灣大學台文所副教授蘇碩斌表示，三井倉庫位置鄰近北門，隔一個忠孝西路對面就是台北郵局，而另一邊則隔著延平南路，與舊鐵道部相望。這樣的地理位置無可取代。

  他指出，三井倉庫的位置反映的是台灣歷經多個統治者的歷史，從清代的北門，到日治時期的台北郵局、舊鐵道部及三井倉庫。他說，原本日本人要拆除北門，但最後仍決定保留，證明了日本人也認識到了北門的重要性。

當我們走到北門一帶時，可以看到日治時期與清代的建築並存。他認為，這樣的建築密度具有不可取代性。若將這些建築串聯起來，可以更幫助我們了解台灣歷史的複雜性。「去思考它們之間的關係，就會真正了解那些位置的意義。」蘇碩斌說。

  除了政治層面的意義，台灣大學城鄉所助理教授黃舒楣也說，三井倉庫是現在三線道上存在時間最久的建築。她說，原本日本政府希望將三線道規劃成香榭大道，所以也規範了周圍包括三井倉庫等建築必須符合都市設計。設置騎樓的規定就是其中之一。

  「很多人沒有想過他們每天在走的騎樓其實屬於私人產權，騎樓可以通行是被法律規定出來的。」她表示，三井倉庫見證了當時日本政府的都市設計，一旦搬離了三線道，三井倉庫就脫離了它原有的歷史意義。

  師大地理系教授洪致文認為，歷史建築本身有它的「場所精神」，如果離開了那個地點，歷史建築就失去了它跟附近環境的連結。

  「對我來說，其實就是價值觀的排序。」蘇碩斌認為，如果政府只是公布一個計畫就要執行，顯然不在乎其他人的聲音。

  黃舒楣表示，她能接受政府在充分討論、了解三井倉庫歷史，同時在確實沒有其他替代方案的情形下，最終做出遷移決定。但她無法接受在沒有經過討論的情況下就要執行計畫。她認為，討論需要時間，就看市政府的第一考量是什麼，是開發還是文化保存優先。

  三井倉庫拆除或遷移的爭議，反映的只是政府處理文化資產保護問題的其中一角。在一些研究文化資產的學者眼中，政府指定歷史建築的過程也同樣有問題。

  目前依照《文化資產保存法》規定，文化資產的主關機關包括國定、直轄市定及縣市定，各機關在指定文化資產時，必須設立委員會審議。而文資委員名單分布包括府內官員以及外來專家學者。

第五屆台北市文資委員分布比例

資料來源: 台北市文化局，製表: 陳韻婷

  以目前台北市文資委員名單為例，共有20名文資委員，每次審理案子時可能派出3到5人不等的委員進行審查。師大地理系教授洪致文說，現在歷史建築多半由民間申請，提出證據證明建物價值，再由委員審查核准。

本屆文資委員名單分布，府內官員佔了5名。而在專家學者部分，都市設計及建築專家加起來共有12名，歷史相關專家只佔了3名，審理過程中，委員是否有專業能力審視建築的歷史重要性備受質疑。洪致文認為，委員本身應具有專業來判斷建物該不該被保留，但現在卻必須由民間證明它的價值。他表示「如果連一般民眾都看得出建物的價值，那委員存在的意義在哪裡?」。

文化資產審議過程

資料來源: 文化資產保護法，製表: 陳韻婷

  另外，黃舒楣認為，政府有很多列冊追蹤的建築，但卻沒有真的在研究它們的重要性，也沒有在照顧它們。她表示，很多建築都是在指定之後，文化局才請人來做完整的研究，「如果指定後作了研究才發現它不是那麼重要，或是拆除了才發現它很重要時該怎麼辦?」她認為這與政府從財政的角度思考有關，因為研究調查需要花費時間跟金錢。

 

她以自己曾經從事的台北刑務所歷史研究為例，當她在論述刑務所重要性的同時，建築卻仍繼續拆，對她來說這很荒謬。

  對不同的人來說，看待歷史的意義也不同，這之間是否有客觀標準可以判斷哪些建物該留下?蘇碩斌直言，每個要保存的人，都會認為他們是最好的，我們只能從歷史的意義及保存可能性去判斷。

  擔任台北市文資審議委員的北藝大教授林會承說，在進行文資審查時，考慮的方向包括它的年代遠近、建築物的特色以及它的保存狀態。另外過程中也會從台灣歷史脈絡來看建築是否具有不可取代性。還有一種狀況是，雖然建築物本身沒有那麼特別，但卻有重要人物居住過，也可能被指定為歷史建築。

影片網址: 歷史建築認定方式

  黃舒楣說，她同意判斷標準有一定的客觀性，但對她來說，更在乎的是民眾的公共歷史書寫過程。以寶藏巖為例，她指出，當初這個地方多由社會邊緣人居住，雖然它本身的歷史記憶屬於特定群體；但放大來看，呈現的卻是國民政府來台時的狀況。她認為，文化保存對公共歷史的敘述，具有積極的作用。

  黃舒楣認為，在文化資產指定的過程中，必須要留一部分給相關社群發聲。「很多歷史的敘事，常常是在爭取保存的過程中出現，公共歷史的書寫其實就是一種辯論過程。」黃舒楣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