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王思澄／採訪報導
「除了可以公開要電話以外，330遊行之前和之後有什麼不一樣？」戴瑜慧問起台大新聞所學生自己產製新聞的感想。（圖文/毛怡玫）
「倡權的同時，也必須作文化行動，撕下被汙名的社會標籤。」當代漂泊協會戴瑜慧、郭盈靖今（4/1）日受邀到台大新聞所演講，戴瑜慧以立法院抗爭比喻，若只為不對的政策抗爭而不與整體社會對話，那他人都可能認定你就是暴民，此時透過另類媒體的實踐，正能重新奪回詮釋權。
演講一開始，戴瑜慧即幽默地詢問在場新聞所學生：「除了可以公開要電話以外，330（反服貿凱道遊行）之前和之後有什麼不一樣？」學生張哲豪說，作為《台大新聞E論壇》編輯，當天在凱道編輯台駐點，由於同時間接收許多訊息，體會必須當下做許多決定，像是什麼稿要發、什麼不發。學生陳信佑當天則駐點於青島東路，他認為發佈即時新聞時，如何兼顧快速和確實查證是較為困難的地方。
主流媒體建構暴民與他者
問起是否有邊是否有人不贊同這樣的遊行抗爭，學生林近說，不贊同的人會覺得我們在浪費時間、是被政黨煽動，「他們拒絕溝通。」戴瑜慧說，對於「不要鬧了，趕快回家」、「你爸媽知道你在這邊嗎？」諸如此類的言論，其實是間接地貶抑了你的主體性，認定你沒有獨立思考能力，並同時瓦解運動的正當性。
戴瑜慧進一步指出，之所以有這些論述，其實和主流媒體有很大的關係。當主流媒體以「抗議學生拆匾額」、「抗爭不忘自拍　接吻　喝酒」等標題為報導框架時，無形塑造了學生是暴民的形象。她以抗議學生自己製作的標語「暴政底下的人民」以及刊物《報民》，說明另類媒體如何與主流媒體的爭奪語言詮釋權。
郭盈靖則分享遊民朋友的另類媒體實踐。激發遊民們自我發聲的主要關鍵要追溯回2007年，當時主流媒體報導遊民在路邊舉牌，一日的工作薪資只有三百，但實際舉牌工的一日工資有八百，如此錯誤的報導低估遊民的勞動價值，且雇主也可能藉此行剝削遊民之實。
郭盈靖說，當時針對這樣的事件，邀請了許多遊民一起來讀報討論，他們對於舉牌工的報導先是感到好奇，接著感到生氣，因為每位遊民幾乎都有舉牌的工作經驗，認為現實的情況和媒體的呈現有落差。
將無力感化為行動
戴瑜慧說，對於汙名化的報導，一般想到的反制方法就是寫申訴、投書，或是拒買、拒看，「但這些方法都很無力。」她說，面對龐大的媒體機構，遊民難過、憤怒、想辯解卻又無力，也因為如此，才想到不如自己做新聞，走上了另類媒體之路。
於是，當代漂泊與遊民一同在PeoPo公民新聞平台創立了《漂泊新聞網》。在影片「街友舉牌工作的一天」中，遊民身體力行當起記者，問其他遊民朋友舉牌的工作情況，以及怎麼看待主流媒體的錯誤報導。
憶起當初製作這則新聞，郭盈靖說，一切都很簡單，主播台甚至是用除濕機臨時搭的。很難想像，幾乎沒有機會拿著麥克風講話的遊民朋友，能如此清楚地說明一件事情；沒有主流媒體記者的流利與亮麗外表，遊民記者有的是真誠和草根反動的力量。
郭盈靖用親身經歷說明遊民並非媒體所描述的暴力、危險。（圖文/毛怡玫）
郭盈靖以長期和遊民接觸的親身經驗分享，事實上遊民並非如外界描述暴力、危險，許多遊民其實打扮體面、甚至會認不出來是遊民。她說，曾有一次和台北市社會局主管一起去公園考察，那位主管看到一位打赤膊的阿伯，認定是遊民，本想請他將衣服穿上，結果最後發現他其實是當地的鄰長，鬧了笑話。
郭盈靖說，媒體最常形塑遊民可惡和可憐這兩種形象，許多報導甚至誇張地以聳動標題誤導讀者，但事實上卻只是媒體「未審先判」，認定涉及暴力犯罪的就是遊民，如今遊民開始從被汙名的、處於弱勢的位置，轉移到能發展自我反抗、為主體發聲的論述，需要很大的勇氣。
對於弱勢者的主體發聲，學生陳信佑問到，除了以另類媒體的形式，是否還有其他的行動的可能，戴瑜慧回答，除了透過另類媒體讓遊民重拾話語權，進一步的建構社會論述也很重要，而以集體合作、組織行動的方式才較能夠強化發聲的力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