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第三講「媒體與公眾信任」的討論可知，私有媒體與公眾信任，存在著矛盾。
早些，在威權統治中，媒體產權由政府控制；之後，在自由化的過程中，媒體的產權轉為私人所有。理由之一是，在意見的自由市場中，真理將愈辯愈明；媒體應提供資訊與觀點，得到公眾信任，有助公共生活的討論。因此，私有媒體也應具有公共性格。
但是，二十世紀以來，媒體卻成為少數人營私的工具。當代媒體所有權集中在少數的財閥。他們把媒體當作謀取私人資本的工具，降低媒體中公共議題的討論，或把媒體當作政治投資的工具，以換得更多經濟資本。私人媒體的運作已違背公共利益。
那麼，應如何讓私有媒體能對公共負責，重拾公眾信賴？2005年韓國報業改革的作法，可提供借鏡。
正如同許多政治轉型的國家，韓國的主流報業站在保守陣營的一邊。1987年前，三大報與統治者建立侍從關係。1987年後，傳統大報更投入大筆資本，運用不公平交易（如免費報、贈品等）的手法，利誘讀者，吸納大企業的廣告，傳遞保守的意識型態。當公民團體要求他們要盡公共責任時，報業以言論自由為武器，保護自己的經濟利益。大傳統大報不受到公共信賴。
在韓國媒改團體的努力下，2005年有了新的報業法。其目的是強化報業的公共性格。媒體改革團體主張：為確保社會中有公共的論述空間，媒體應具有公共性格。他們不斷向前推進，要求朝野進行修法。新報業法即注重報業自由與報業的功能。該法開宗明義即指出，要保障報業的「發行自由和獨立」，但也重視報業的責任與讀者的權益，包括「提高定期報刊的社會責任…，民主輿論的形成與國民的福利，致力於言論的健全發展和讀者的權益保障」。
該法並在以下各方法促進報業實踐公共利益。
首先，在市場行為上，新法限制報業（特別是寡占者）不公平交易行為。新法規定「不能違反讀者的意願簽訂、延長、解除訂閱合同，不能給讀者提供相當於不公正往來行為的無價贈品、無償贈品」。
第二，該法也重新定義市場寡占者。根據該法，「市場支配者」的定義是，一家報紙占有三成以上市場占有率，或三家報紙占有六成以上市場占有率的定義。因為「支配者」已具優勢，應受到規範（如在公平交易法上受到較嚴格的規範。
再次，在市場透明上，新法要求報業應公布營運資料。新法增加了資料申告的條文，日報經營者應每年向主管機關報告發行份數（包括全部發行份數及有價銷售份數）、收入（包括發行與廣告）與財務情況（包括股票發行總數、股份總數和資金明細）。
又次，在編輯人的自主權上，該法明定經營者應尊重編輯的自主權，並得設立「編輯委員會」與制定編輯公約。
又次，在讀者權益的保護上，該法規定經營者要讓讀者參與編輯、制定政策，並得設立「讀者權益委員會」，在報導上也要維護讀者的權益。
最後，在市場進入上，為了確保言論的多樣性，政府得支持公共性質的媒體。新成立的新聞發展委員會下設新聞發展基金（主要來自政府捐助）。新聞委員會將根據公共利益的標準，補助報刊（改進製作系統）、網路新聞（如開發公用製作報業軟體、公用伺服器等）與提供貸款。而且，政府也將出資成立公共的發行機構，以降低報業的營運成本，並確保讀者有機會能選擇不同的報刊。
媒體與公眾信任」的討論上，韓國的報業改革深具啟示。當代，私人媒體與公共利益的矛盾早已浮現，並影響到公共論述與民主政治的發展。在韓國的修法過程中，主流報紙曾控告新報業法為違憲；但法院的判決正代表該國對媒體社會角色的共識 -- 在民主社會中媒體有「公共的功能與社會責任」，應受適當的規範，也應有適當的公共介入。對台灣而言，當媒體的私人部門過大，失去公信，造成亂象，我們必須討論應如何重建秩序，讓私人媒體也能實踐公共利益，重拾公眾信任。
作者為台灣大學新聞所副教授。本文部份內容出自林麗雲所撰〈韓國的報業改革〉一文。該文刊登於《新聞學研究》97期（2008年12月），頁257-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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