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程晏鈴／採訪報導、攝影／鄭立明
王傳宗學長回到台大新聞所與學弟妹分享新聞理論應用在戲劇創作的實踐上。（圖文／鄭立明）
「我其實算是新聞所的逃兵。」得過金鐘獎以及台北電影節獎項的導演王傳宗，畢業於台大新聞所畢業。最後卻走了一條不屬於傳統新聞的路。4月8日他回到台大新聞所演講，分享新聞所教育對戲劇創作的影響。
從來沒有受過正統的戲劇或電影科班訓練，王傳宗所有關於電影的知識來自於書本和DVD。1999年的一部電影「驚爆內幕」，喚醒他內心同時具有的新聞記者與導演使命，使他興起考新聞研究所的想法。「看了那部電影之後，覺得新聞記者原來可以有所作為，可以改變一些事情。但是電影又拍得太好了，害我又想當導演，」這番矛盾的告白引起台下學弟妹哄堂大笑。
台大新聞所之於王傳宗，像是土地之於大樹，「新聞所很重要，不是因為文憑，而是他提供的養分。」對王傳宗而言，新聞所的環境很自由，不管是理論課程或是實務訓練都很紮實。在自由的環境裡，自主，成為他眼中最重要的事情。
找敘事結構　找初衷
由於不是科班出身，秉持自己對電影的熱情，透過自主大量閱讀、看電影和寫作，漸漸地王傳宗對於「好」電影的輪廓有了大概的雛形。對他而言，寫影評就像是自己在寫教科書，進而抓出電影的結構，「越寫越多，越看越多之後才知道結構脈絡是成就一部好電影的重要因素。」
王傳宗就讀新聞所後，寫作開始進入理論化的程序，才有名詞可以歸納過去自己的想法，他笑著比喻自己是理論荒原，以前都是虛無縹緲的概念，所上訓練幫助他集中特定的定義與結構。王傳宗說，這些理論深深地影響他在創作、寫作以及中間訊息的傳播。而他又對符號相關理論特別感興趣，「符號跟符號之間的意義存在每個人腦袋裡面，蒙太奇應用到電影是剪接的意思，但其實原本指的就是結構。」
來自Area de Comunicación Audiovisual Dpto de Sociología y Comunicación Facultad de Ciencias Sociales Universidad de Salamanca的訪問學者Lifen Cheng向導演提問，問及對李安評論台灣電影的看法。（圖文／鄭立明）
王傳宗在演講過程中不斷強調符號與結構的重要。他在回答本所的訪問教授Lifen Cheng關於台灣電影的問題，也指出其重要性。
王傳宗以去年李安對台灣電影圈提出的評論為例，認為新加坡新銳導演陳哲藝執導的「爸媽不在家」雖然故事很通俗，但是一部結構嚴謹的小品，結構很漂亮。他也感嘆，在委靡了二十五年後，目前台灣就是缺乏對電影結構的想像，「觀眾只是想單純聽好故事，我們應該要加油在電影敘事結構上，先把小故事做好，不要想一步登天。」
王傳宗透過檢視新聞與電影的結構，認為新聞發展跟電影發展類似。他提到電影圈在新浪潮過去之後的十到十五年間一蹶不振，票房處於弱勢。於是近幾年來有創作者積極尋找觀眾目光，跟新聞追求收視率有同樣的心態，卻忘記當初創作戲劇與新聞的初衷。
新聞到影像 影像到新聞
未曾拿過攝影機的王傳宗，在碩二修了林樂群老師的電視新聞實務時，首次拿起攝影機，覺得很有趣。於是之後常以測試機器的理由，到新聞所的新聞編輯室剪接作品。也從那時候開始，王傳宗拍了很多影片，他的第一部短片作品，還得到台北電影節台北主題獎佳作。他笑說，反正也沒人要用，我們就自己找到缺口，大量地使用。
綜觀王傳宗的戲劇創作，會發現牽涉許多社會議題，王傳宗也坦言，自己的片子走寫實路線，處理議題的方式受新聞所影響很大。他說，《芭娜娜上路》談論人口外移和城鄉差距；《搖滾褓母》談的是代理孕母；《我的阿嬤是太空人》則在講安樂死。
曾有人問他為什麼特別會拍老人跟小孩的片子，除了跟公視的電視環境有關之外，這些片子背後都有深層的社會議題，而因為受過新聞所的訓練，王傳宗更容易駕馭這些議題。
觀點是看待世界的方式
「通常拍片前我一定會去做田野調查，而有當初新聞記者的訓練，特別容易跟人家坐下來聊，我知道該怎麼採訪，我可以在最短時間內跟當事人得到最多資訊。」
採訪之後就是說故事，王傳宗強調說故事的重要性，透過多看別人的報導，多嘗試不同手法訓練自己講故事。「我到現在都還在學習，從哪個角度切入，取決於我覺得重點在哪裡，該怎麼擺，這就是我說故事的技巧。」
王傳宗強調，每個人講故事的手法不同，當有了說故事的技巧，再怎麼無味的事情都可以講得津津有味，讀者跟創作者之間的距離就會縮短，「即便故事再無聊都有新的觀點，」王傳宗也笑著說，不管是新聞鼻或是採訪技巧都是在新聞所或電視新聞實務中學到的，幾乎都用在自己的戲劇創作上了。
從文字到影像，從記者到導演，王傳宗一直拍，一直拍，拍出了興趣，也拍出了眾人的肯定。同時，也在新聞人筆落下的瞬間，有了光與影交互綻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