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潘文成／採訪報導、攝影／陳莞欣
白色恐怖時期，政治犯即使可和家人通話，通話內容仍受到當局的審查。圖為新聞所學生體驗當時的通話情景。（圖文/陳莞欣）
「不要掩蓋過去。我們深知，不向歷史學習，歷史必將重演」。這是景美人權文化園區成立的初衷。台大新聞所當代議題課程師生於4月15日造訪記載著台灣從威權到民主歷程之地，在導覽人員的帶領之下走進了1950年代的時空中，細聽白色恐怖時代下的悲歌。
1949年國民黨撤退來台灣為鞏固在台政權，便實施了戒嚴法還有兩條懲治叛亂條例，其中包含了動員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與懲治叛亂條例，政府當局利用這些法來判斷誰是叛徒或匪諜，也因為這兩條惡名昭彰的法律，從此改變了許多人的一生。
政治犯被羈押在狹小的看守所內，自由受到箝制。（圖文/陳莞欣）
景美人權文化園區曾為軍法學校，1968年轉為警備總部軍法處看守所，用於羈押軍人及一般重犯、政治犯等。導覽員林子堯說，在當時緊張的時代氛圍之下，官方政府為肅清匪諜、懲治叛亂，確立一獎金制度，當時只要供出身邊的人是匪諜與叛徒，即可拿到一筆非常豐厚的獎金。許多人在受不了金錢誘惑的情況下，便出賣了自己的朋友甚至是家人。當時也有許多政府官員因此競相邀功，把從沒犯過錯的人押進看守所裡，冠上莫須有的罪名，稱其為政治犯。如此一來，政治犯的數量更在短時間內劇增，更多無辜的人紛紛遭受迫害。
仁愛樓看守所是羈押政治犯的地方，分為外役區與押區，外役區佔約三分之二面積。外役區設有美工工廠、洗衣場、燙衣及縫衣廠等，而被判刑之後的政治犯若有特殊專長或身強力壯就有機會在外役區幫所方工作，也賺取微薄的薪資。
被羈押的政治犯可以看報紙，但和案情有關的敏感內容會被剪掉，這種報紙在當時稱為「洞洞報」（圖文/陳莞欣）
在看守所內，政治犯與其他獄友生活在狹小的空間，彼此之間互動有著潛規則。林子堯說，新來的政治犯睡覺的位置就在廁所旁，待越久就可能離廁所越遠。而在餐廳內是可以看電視的，但所方會監控他們觀看的內容，像是新聞就不能看。同樣地，報紙內容也會被所方過濾，所方會將有談到與政治犯審判案情相關的報導減掉，早期稱這種報紙為「洞洞報」。
看守所不僅僅限制了政治犯的自由，同時也試圖去箝制政治犯的思想，以達到教化、改正思想的目的。看守所內雖然設有圖書室供政治犯借書，但是不符合當時言論思想的，所方仍會加以管制。
景美人權文化園區內展出白色恐怖受難者臨終前所留下的遺書和遺物。（圖文/陳莞欣）
除了參觀整個園區，了解園區的歷史與文化脈絡，林子堯更帶領師生觀賞「遲來的愛」特展，這是為以前被槍決的政治犯們生前寫的「遺書」所辦的特展，師生們手拿著蠟燭，象徵對政治犯的緬懷與尊敬。
此展是要揭露政府長期以來想要隱瞞的歷史與過去，經由後人去挖掘真相後，得以讓這段歷史呈現給後代，得以將歷史繼續保存並傳承下去。此特展有10位政治受難者的遺書，這些遺書並不是在政治受難者被槍決後就立刻送到家屬手上，而是經過50、60年之後才歸還給家屬。
其中黃溫恭先生可以說是這次特展的代表人物之一，黃溫恭是一位醫生，1952年被控涉「中共台灣省山作委員會燕巢支部案」而遭逮捕，於33歲就被槍決。遺書中囑咐愛妻不要領走他的遺體，希望能捐給醫學院的學生供實習屍體解剖。黃溫恭於遺書中無奈且懇切地告訴妻子，若是有良機就放心地再婚，若沒有也不要過著灰心、寂寞地生活，「總而言之，妳要邁進著妳自己相信最幸福的道路才好。」
白色恐怖的時代下其實還包含了原住民的政治受難者。高一生是來自阿里山的鄒族人，族語名字為吾雍•雅達烏猶卡那，因為他自幼天資聰穎，日本人就幫他取名為「一生」，意思就是「班上的第一名」。他受到非常高的教育，還曾赴日本留學，返台之後因鼓吹「原住民高山自治縣」的構想而受到國民黨當局加以監控。1951年，政府以破獲「蓬萊民族解放組織」為由，將高一生逮捕，1954年以「貪汙」與「叛亂」罪名處以槍決。
高一生寫了多首歌曲給太太與小孩，其中最讓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寫給太太一首名為「春之佐保姬」的歌曲，希望太太春子在他離開後能夠常常唱這首歌，也要永遠抱持著希望。「是誰在森林的深處呼喚，寂靜的黎明時候，像銀色鈴鐺一樣華麗的聲音， 阿！佐保姬，呼喚著誰，春之佐保姬，……」這首「春之佐保姬」可說是他們夫妻倆連結彼此心靈的重要歌曲。儘管春子晚年患有老年癡呆症，但卻一直記得這首高一生送她的歌。
新聞所師生們在導覽員的帶領下，參觀園區內的建築。（圖文/陳莞欣）
台大新聞所學生巴鈞表示，看完特展之後感受到現今台灣社會與當時時代氛圍的落差，在白色恐怖之中，最單純的親情、愛情與最基本的人權都因為政治力量而受到迫害。如今我們視為理所當然的，對那些政治受難者來說卻是如此珍貴與遙不可及，所以我們應該更加珍惜現在擁有的幸福。
儘管政府後來對白色恐怖受害者以發放「補償金」的方式作為賠償，但失去摯愛的親人對這些政治受難者的家屬來說是心中永遠的痛。碩一陸生毛怡玫說，國家對家屬的補償僅僅只是鳳毛麟角，在心靈上那是永遠無法彌補的傷痛。而如果社會一直在複製這樣的悲劇，那到底何為民主？何為正義？碩二彭筱婷表示，這個社會多次提到「轉型正義」，但也從未做到，「對於家屬而言，遲到的不是公道，是親人的話語；對於受難者而言，禁閉的不是民主，而是生命的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