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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公共電視管理階層的紛擾已持續超過一年，至今仍未停歇。近來董事會決議解聘總經理馮賢賢，再度引發爭議。
眼見紛擾還在擴大，將使公視形象持續受創，公視內部員工士氣也持續下滑。媒改社做為公共廣電服務的支持和倡導者，也做為公民社會的一份子，我們感到無比痛心。我們多次對公視高層和政府、國會提出建議和呼籲，仍難以喚醒當局者，但我們也要警告，當局者對公視問題的輕忽、操弄和不當處理，已到了公民社會忍耐的極限。
我們首先要指出，從公視原董事長鄭同僚到總經理馮賢賢，在爭議過程中，大都以捍衛公視「獨立」，以及「新聞自由」受到政府（或執政黨）迫害為訴求；但是卻極少提及公視內部員工對於領導高層的普遍不滿，以及公廣集團發展陷入困境、政策反覆等問題。須知公視之所以能夠被賦予特殊的獨立自主地位，不是理所當然的，也不是天上掉下來，是基於為了保障公視能夠完成全體公眾對其付託而來的。而公視如何能夠完成付託，也絕對不是節目得多少獎或收視率提高零點幾個百分點就可以證明的，而是必須從整體社會的範圍以及多元的評估角度（包括內部治理的品質與效率）來判斷的。一味地強調「獨立自主」，或是獎項和數字，卻迴避許多公視表現和發展的實質問題，不免讓人感覺「獨立自主」已非公視的價值，而可能成了個人權位攻防的武器。
不過，若基於適當理由，公視董事會固然可以合法地解聘總經理，另覓適當執行公視任務的經營者，但是處理的方式和時機是否適當，則是另一個問題。目前的董事會組成，已是所謂「新」董事掌握絕對優勢，在經過一年多來各擁司法判決的鬥爭戲碼，社會普遍對於公視高層已有不良觀感、公視內部士氣低落元氣大傷，以及藍綠鬥爭的陰影也早已揮之不去的前提下，現任董事會實不應僅以合法或合乎組織治理原則等理由，來進行包括人事調動的各項措施，而必須以更謹慎和緩的態度，和更公開透明的方式，來進行整頓與治理。一切以讓公視運作復原、挽回民眾信心、提振員工士氣為最高目標。在現任任期僅至今年年底的情況下，究竟什麼治理動作對公視是最重要的？董事會應該有個說法。但很明顯的，快速解聘總經理這個動作的代價必然太高，理由也太不充分，其動機當然也就難杜眾人悠悠之口。公視董事會解聘馮賢賢之時，除了簡單的媒體新聞稿，沒有任何公開的詳細說明，公視網站上亦查詢不到任何資訊。若非馮賢賢自行在報端為文批判，現任董事長陳勝福的回應文還不知何時能見諸公眾？我們對於公視現任董事會掌權之後的舉止，不僅失望，也難以苟同！
本社以及部分社員曾多次呼籲，究其實，公視的問題不僅是公視現有內部治理的問題。公視的問題根源，還在於國家媒體政策的嚴重闕漏和扭曲，以及政府或各政黨對於媒體公共價值的偏狹認知。由公廣集團成立後財政的困窘、相關治、監理法源的修正遲遲未能送交立法過程，到組織內人事在政黨輪替過程中因人設事的權宜調整，乃至立法部門以凍結預算為手段，意圖介入公視內部治理與節目製播方向。公視邇來發生的種種被外界解讀為「亂象」的失序作為，孰令致之？我們以為公共媒體政策的施行，始終未能釐清「國家」與「政府」的角色分際，以及歷屆掌握行政資源的執政者，在落實公共價值，極大化媒體公共化理想的缺乏擔當與作為，難辭其咎。
媒改社向來主張國家必須擔負媒體環境的治理責任，尤其是面對台灣扭曲的媒體市場生態，國家適當的媒體管制措施，實屬必要。執政政府作為國家的民選代理者，便成了導正扭曲的市場生態唯一握有行政實權的抗衡者。因此，我們堅定守護媒體的獨立自主價值，但並不同意對於任何政府的介入，都一律以「妨礙新聞自由」、「威脅獨立自主」為反對理由，因為如此一來將混淆「好的」與「壞的」媒體政策和介入措施，使得可能的適當媒體政策和介入措施動輒得咎，卻便宜了那些無心提出政策、毫不負責任的執政者，以及巴不得看到無政府狀態市場、毫無社會責任承擔的媒體資本家。那麼，什麼叫做好的媒體政策和措施？我們認為，有進步的政策目標、有適當的手段措施、有民主公開的程序、有監督負責的方法，便是好的媒體政策和措施的基本條件。
我們可以據此檢視過去幾年來民進黨與國民黨的公視政策和措施。2004年七月，民進黨陳水扁擔任總統後第五任新聞局長林佳龍，宣布要建立「具有民營活力的公共廣播電視集團」，這也是後來發展至今公視現況的政策源起。不過，儘管是歷史上我國政府難得一見地有了媒體政策和目標，但是民進黨除了政策修辭之外，法令、措施、預算、黨政協調，竟無一有之！半年後，林佳龍隨游錫堃內閣總辭，挾著改革形象轉戰台中市長選舉；而所謂公廣集團建設，一如林君在市長選舉中戰敗的結果，煙消雲散。這亦是如今公視集團發展陷入多重困局的源起。
2008年國民黨重新執政，對於已經上路卻陷入困局的公視集團發展，一方面消極以對，沒有任何重擬政策規劃和動作，該提供給公視轉型所需的預算經費也是能拖就拖。另一方面卻積極想從修改公視法中的董事人數下手，將董事會人數由11-15改為17-21人，聲稱此舉將可有助於改善公視現況。平心而論，執政黨透過對董事人選與組成的改變，來改善公視運作狀況，或是藉以執行新的公共廣電服務政策，並非絕對不可，亦是各國公視運作常見的經驗。然而，國民黨的此一介入，缺乏政策目標與規劃的合理性說明在先，新任董事進入董事會，卻缺乏具體公視發展策略規劃、內部治理改進方案在後。加上在其他配套修法部分完全空白、過程又極其不透明，更沒有提出接受外界監督的系統性作法，只知不斷地與原任董事進行法律攻防，徒留外界「以換上自己人為唯一目標」的鬥爭印象。
與前述新任董事會在總經理解聘案上的處理過程一併觀察，整體而言，國民黨不但延續失去政權前對廣電媒體政策規劃的冷漠和無能，連個公視政策目標都提不出來，而且各種介入手段做法或是粗糙，或是粗暴，對於民間批評，置若罔聞；對於程序瑕疵，視而不見。除了透露、重現出國民黨在執政優勢下的目中無人（民）、威權心態之外，我們再無其他解釋。
批評至此，大概會有人說，媒改社「只會」各打五十大板。好似反過來批評我們各打五十大板，便足以證明我們喪失了批評的正當性。這除了凸顯出批評者病入膏肓的藍綠簡化對立思維，以及思考論辯資源上的貧乏，我們也必須說，批評者提出此項批評的效果，僅在消解和迴避被批評雙方的責任。而我們仍認為，國、民兩黨的媒體政策失職，實是當前包括公視問題在內所有媒體環境問題的根源，無可迴避，更不能寬貸！
針對目前的公視問題，媒改社仍堅持公共廣電服務體系的完善建立，是台灣媒體環境改革的關鍵環節，亦是台灣影視產業發展的關鍵動力。制訂進步的公視政策、推動必要的公視修法、提供充足的公視投資，建立有效的公視監督，是當前政府與國會的責任，也是解決公視問題的唯一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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