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講座】綠黨召集人潘瀚聲演講記錄

從2度C看氣候變遷與環境新聞報導

時間：99年03月30日

地點：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103教室

演講者：潘翰聲  綠黨召集人

主持人：洪貞玲 老師

【賴昭男、謝明儒紀錄整理、戴智權插圖說明】

現任綠黨召集人潘翰聲，幾年來從事台灣的環境保護運動，行動力相當強。這股行動力，從他年輕時就已經開始。就讀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時，潘漢聲即擔任法學院學生會副會長，參與許多活動。難能可貴的是，出社會後，潘翰聲仍能堅持理想，用自己的生活與行動實踐環境保護的目標。四年前，潘漢聲曾是投信基金的經理人，卻為了代表綠黨參選，毅然辭去這份頗有前景的工作，全心投入環境運動。

二月下旬，環境紀錄片《正負2度C》，由身為媒體人的陳文茜號召拍攝，雖然使環境議題受到重視，卻也因為影片中的一些錯誤，引起不少爭論。因此，即便全球綠黨主辦的亞太綠人大會將於月底展開，潘翰聲雖身處忙碌之際，但受邀到台大新聞研究所「現代新聞議題講座」演講時，仍一口答應。潘翰聲希望未來有潛力成為年輕記者的新聞所同學，能對環境議題有些基本的概念，同時也能認識、了解當前環保團體與媒體間的互動關係。

以下為潘翰聲的演講整理：

大學時代，我擔任法學院學生代表時，做了許多校園環保工作。與其他學校交流時，時常會被開玩笑問道，「校園環保是什麼？撿垃圾嗎？」很多人對於環保的印象，莫過如此。連政府都抱持著類似的想法，像我們的環保署長沈世宏，推崇「洗廁所」運動。把廁所洗得很乾淨，是不是環保？那當然也是，但我認為真正的「環保」，可以做的事還更多。

我將今天的演講，分為幾個部分。首先，先說明為什麼各位都該要有一些環保常識；其次，是我們如何具體看待氣候變遷議題。最後，身為一名環保運動的參與者，實務經驗告訴我：我們不僅是被報導的對象，同時也參與了新聞的產製過程。這和各位傳統新聞學課堂上的理解，有很大的差別。

各位未來不見得都會成為環保線的記者，但即使不是，也會經常遇到與環保相關的議題。以中科三期為例，環保團體因為環評爭議提起訴訟，於是便涉及司法議題。但官司打贏後環保署卻拒絕下令停工，環保團體因而到行政院抗議，要求署長下台以示負責，所以這當然也成為政治議題。因此，司法、政治線的記者，都必須去跑這則新聞。而前一陣子的蘇花高爭議，除了與環保有關，更與交通議題息息相關。所以，無論什麼新聞議題，都可能與環保密切相關。

媒體環境丕變 部落客挑戰記者

環保儼然是目前的主流價值，但卻僅止於表面議題的探討。許多新聞事件中，環保價值實際上仍位處邊緣。從新聞的角度來看，過去環保線記者在環保運動裡，扮演相當關鍵的角色。台灣早期環保記者與環保運動存在密切的關係，許多記者甚至成為環保運動的組織工作者，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方儉。

在環保署尚未從衛生署獨立出來時，方儉就是環保線記者。現任的環保署長沈世宏，當時也在衛生署的清潔部門任職。所以從當時政府政策的推動，民眾會認為環保就是撿垃圾等事宜，是很正常的想法。九○年代的台灣社會，對於環保議題的認識匱乏。當時的環保線記者，可說是促成環境運動很重要的推手。他們除了傳播資訊，也調查真相，甚至能夠設定議題。然以目前媒體生態而言，記者要做到如此，恐怕很困難。

然而，現在記者要跑的新聞，往往由高層決定。而在媒體的競爭下，沒有太多時間深入採訪，記者往往只能發揮傳達資訊的功能，有時甚至連傳達資訊都做不到，新聞一到編輯台，就可能因為編輯認為沒有新聞價值，或與媒體的利益衝突，而被丟棄。這是主流媒體的狀況，很多記者因此感到挫折。反觀非主流媒體，例如公民記者或部落客，所整理的報導往往比主流媒體還更好。面對這些挑戰，主流媒體如何應對，記者價值何在，我想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談到環保，我想從一本書開始介紹，是賈德‧戴蒙（Jared Diamond）的《大崩壞：人類社會的明天？》（Collapse: How Societies
Choose to Fail or Succeed）。戴蒙在本書中作了許多跨文明、跨區域的比較，他分析文明崩壞乃至消失的五大原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面對災難與挑戰的回應。

自然環境遭破壞 台灣成為海地？

台灣社會觀看《正負2度C》這部紀錄片時，難免會納悶，片中世界末日場景是否真會實現？還是環保團體在危言聳聽？美好、舒適的文明生活，怎麼可能一夕崩壞？但若反觀戴蒙書中談及的「吳哥窟」來說，其所屬的真臘文明曾盛極一時，人口有好幾萬。同一時間，歐洲倫敦的人口才一萬五。但是，今日的吳哥城，卻成了一堆廢棄的石頭。真臘文明之所以崩潰，據說就是因為氣候變遷導致缺水的緣故（註：與暹邏的入侵也有關）。

從空拍圖上俯瞰加勒比海的西班牙島一景，一條清楚的界線劃分了東西不同的地景。東邊的山上樹木鬱鬱蔥蔥，西邊卻是稀稀落落。令人驚訝的是，這竟是多明尼加與海地的國界。很多時候人們會以為環境問題是自然因素所致，卻往往是人為因素使然，因此環境問題也是社會問題。不同的制度與政策，創造了兩國迥然不同的景觀。台灣，會不會在人為因素的破壞，而成為下一個光禿禿的海地？是值得所有民眾深思的議題。

環保，究竟是誰的責任？是政府、企業或者是個人？我們常常會聽到這樣的說法：環保要從個人做起，例如不用免洗杯、寶特瓶，隨身攜帶水杯。這些作法固然沒錯，可是，一篇知名文章，卻說明了個人力量的極為有限，文章大意如下：「無論個人如何節省洗澡的水量，都無法救地球。」以台灣現況來說，主要的溫室氣體排放來源是工業用電。所有住商用電排放的二氧化碳加起來，約佔總排放量的一成。然而台灣隨便兩個開發案的排放量，就相當於全台住商用電的排放量。因此要達成減排的效果，是要每個人拔插頭、關電源，還是台塑、中油不再擴張？我想這個問題，各位不難判斷。

溫室氣體排放量 台灣佔非洲四成

各國在評估溫室氣體減排時，皆以1990年為基準。台灣目前的溫室氣體排放量跟1990年相比，已經增加一倍半，未來還可能增加四到五成，因此將可能達到1990年的三倍以上。根據馬英九總統競選時的政見，他規劃推動的減排目標是：假如當選連任，卸任時（2016年）的溫室氣體排放量會跟上任時（2008年）一樣。他假設排放量會先上升後下降，但這根本是不可能的任務。

台灣因為不是聯合國會員，沒有資格簽署京都議定書。但是台灣的溫室氣體排放量是全世界平均的三倍，佔了全世界總排放量的1%，這是整個非洲排放量的四成。我們那麼小的一個國家，排放量是整個非洲的四成。就溫室氣體排放量而言，台灣其實是個很可怕的國家，在環境議題的全球化討論中，很難不被全世界注意。

台灣既是全球暖化的加害者，也同時是受害者：台灣的暖化速度是全世界平均值的三倍。一旦海平面上升，台北盆地變成台北湖、台中將真正的「港市合一」、嘉義的水上機場於「水上」起降。台灣的精華區，幾乎將全部在海平面之下。很多人在爭論這些災害何時會發生，但我認為更重要的，是這樣的災害，到底會不會發生？如果發生了，台灣會面臨什麼危機？

暖化增加2°C 全球島國滅頂

紀錄片《正負2度C》提醒大家注意地球暖化的臨界值。溫室氣體會存在大氣中一段相當長的時間，並引起一連串的連鎖反應。專家表示，2°C就像懸崖邊緣，超過這個臨界點，人類就會有生命危險。然而，控制暖化在2°C以內，對於大部分工業國家而言，可能不會有太大的災害；但對於島國而言，可能就是滅國的危機──我國可能因此又少掉許多邦交國。

今日大氣中的二氧化碳當量濃度原本約為387 ppm，最近已經攀升至397 ppm。若控制暖化的標準為2°C，容許的當量濃度為450 ppm，還有增加的空間；但標準若為1.5°C，容許濃度為350 ppm，則必須往下減，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政策方向。社會以為哥本哈根會議破局，是因為中、美兩集團的對抗，其實另一對抗的主軸就是島國聯盟與非洲國家（分別支持1.5°C與2°C標準）。就這項議題，台灣的思考為何？站在哪一邊？

全球暖化目前解決方案有二，一是碳交易，一是能源稅。站在環保團體的立場，我們認為能源稅才能真正解決問題，碳交易則否。可以從網路搜尋影片「碳交易的故事（The Story of Cap and Trade）」（影片連結：http://www.youtube.com/watch?v=8rwLF5INAfc），這裡僅簡單說明重點。

企業不當遊說 哥哈會議心碎

以碳交易的方式來說，台灣內部碳市場的規模遠遠不夠。想在國內靠種樹減排的話，恐怕種滿整個台灣海峽都還不夠。因此，台灣的碳交易勢必需要國際貿易來達成，這提供了企業跨國購買低成本碳權的取巧方式。不過，台灣並非聯合國成員，無法合法進行碳交易，即便政府想出在日本成立代理公司的作法，但這種作法是否會受到聯合國承認還是未知數。即便可以，交易成本也過高，不符經濟效益。

反之，如果課徵能源稅，則台灣可以擁有自己的碳主權，避免遭他國徵收碳關稅。雖然課徵能源稅後，私人運具運輸成本大增，但其稅賦的一部分將會拿來補貼大眾運輸。鼓勵社會大眾搭乘大眾運輸工具，對於環境保護是一大利基。同時也會降低民眾所得稅，做到租稅中立。但對於企業主而言，不但沒有降低成本的機會，還可能因能源稅率逐年提高而增加成本，當然反對這種作法。

環保團體與另類全球化團體認為，去年哥本哈根會議未能達成協議，真正原因不在於中、美兩國的惡鬥，而是跨國企業的不當遊說。我們現在的世界根本不是由政府統治，而是在跨國企業的控制之下。丹麥總理曾驕傲地說，此次會後哥本哈根將成為「希望哈跟（Hopenhagen）」，兩個星期結束後，環保團體卻斥責根本是「心碎哈跟（Brokenhagen）」，心碎的原因就是因為跨國企業試圖操弄會議討論。會議破局之後，形成延長賽的局勢，到年底才會有進一步的法律協定。屆時全球環保團體依舊會同步串聯，表達訴求。

追求衝突的新聞 頻頻失焦的媒體

五年前的京都議定書，澳洲一度拒簽。2007年澳洲國會大選主軸，就是是否簽署京都議定書。執政的保守黨（註：應為自由黨，但立場相當於英國保守黨）反對，而在野的工黨支持。選舉結果，工黨獲得壓倒性的勝利。工黨的陸克文當選新任總理的隔天，立刻簽下京都議定書。政權一夕變天，台灣媒體在報導此事時，卻忽略了京都議定書的部分，僅把重點放在陸克文曾到台灣學習中文。這就是台灣的媒體生態！

而台灣本身的環保新聞，又是怎麼生產出來的？

在台灣，環保團體常常希望能改變政策，特別是對於一些開發案的決策。環保團體必須傳達訊息，跟大眾說明他們的訴求。但如果只是將這些訊息與訴求寫成新聞稿，在室內辦一場記者會，媒體記者根本不會來採訪。所以除非是相當複雜的事件，需要利用聲明稿將訊息表達清楚，才會召開記者會，否則環保團體通常都會用抗議的形式。

一個抗議活動，花我們最多時間的往往不是討論訴求，而是要如何被媒體報導。以現今媒體的要求，若沒有火爆的衝突、精采的畫面，不會加以報導。抗議進行時，也要配合媒體需求不斷重複表演。這讓我感覺，如果環保團體是編劇和演員，媒體就像是導演和後製。這就是環保團體跟媒體間的互動關係，也是各位將來一定會遇到的情形。

過去環境新聞的報導受到政治上的壓力，甚至遭到封鎖。現在，更多時候卻是來自於資本主義的干預。例如位於松山菸廠、由遠雄集團負責營建的台北大巨蛋BOT一案，由於規劃、審查過程不夠公開，許多五十年以上樹齡的老樹遭不當移植，引起環保團體與當地居民的質疑。

媒體禁區當前 要懂得記實避禍

大巨蛋簽約當天，正巧是遠雄集團董事長趙藤雄的生日。在簽約滿週年時，環保團體將蛋糕插滿樹葉，以慶生名義，揭露大巨蛋BOT合約的三大疑點。這樣的抗議形式，雖然畫面足夠，也具有新聞張力，最後媒體卻沒有報導。為什麼呢？這是因為遠雄集團是當前媒體的第一大廣告主，媒體不敢得罪。這樣的報導不會被媒體打壓？別傻了。

許多環保議題，都涉及了相當複雜的因素，有同學問說，面對這些多元、甚至兩極的意見與看法，身為記者，是否該持有立場？該採取什麼樣的立場？我認為，同學必須回過來頭來問自己這個問題。像松山菸廠這樣的例子，一定會有官方的說法，當官方的說法非常荒謬的時候，你要不要去戳破謊言？但是一旦戳破了，你很可能就會變成黑名單，以後文化局的新聞就很難跑了，那是不是還要報導？

其實從我的回答，就可以很清楚看出，我覺得各位要有立場。遇到現實的阻撓，必須運用寫作的技巧，想辦法去踩紅線，但又不能踩死。是否能夠寫出「不觸及媒體禁區，卻又能巧妙傳達事實」的報導？這個問題，就留給各位同學思考了。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