ㄧ月的台北市街頭，東北季風挾著鋒面襲來，和前一天的氣溫相比，至少溫差七度，天空還不時下著陣雨。晚上七點，龍山寺旁的西昌街，昏黃的路燈點起，兩側的藥草店，收起生津解渴的青草茶攤，少了吆喝叫賣聲，行人三三兩兩，街巷冷清。

往北邊朝桂林路方向走去，街旁的小吃攤亮著小燈，來客生意絡繹不絕，對面的便當店，門庭若市，一個四樣菜色的便當，只要五十元。提著便當的一個老伯，從便當店走出，轉入隔壁的華廈，緩步下樓，走進木門半扉的地下室通道。
台北市萬華區是台北最早開發的地方，因繁榮的商業往來，今仍吸引大量遊民聚集。
華廈門外，幾名中年婦女或坐或站，她們不用明說自己是私娼，路過的人也很清楚，她們等待著「有緣人」，帶來「營業收入」。坐在騎樓一角的丁麗麗（化名），癱軟的坐在涼椅上，雙眼無神的直視前方華廈鐵門。記者趨前蹲下問起：「妳住在這邊？」，丁麗麗食指指向前方狹長走廊，語氣中有些無奈答道：「是。」
五十五歲的丁麗麗，右半部身體中風，好不容易站起身，扶著走廊的牆，緩慢步下樓梯進入地下室，寬鬆的棉褲顯出略細的雙腿，走起路來微微顫抖。記者得到允許，隨著她的步伐，進入她和兒子居住的地下窩。
幽暗的走廊，牆壁一側黃斑處處而且著生黴菌，另一側錯落交織的是木板和木板門，一個木板門就隔出一個空間，每一扇門裡頭，都有著一段無法輕易向人啟齒的故事。地下室的空氣混濁的令人窒息，外頭淅瀝瀝不停歇的雨，牆面滲出了水氣，黏膩的感受附著在每一吋肌膚上。
經由友人介紹，丁麗麗和兒子搬到每個月包水包電的地下室雅房居住。
丁麗麗的房門外，牆角滲出一漥水，「房東不修理，我已經自己找人修理，嘛修沒好，」丁麗麗一手指著那一漥水，一手攀在水泥剝落的牆壁上抱怨著。逾三十年的大樓了，再怎麼修補也有無法平復的缺口，就像是丁麗麗的人生。
「我底這住10年，和我後生（台語：兒子）作夥住，一個月租金5400元，」丁麗麗一邊說，嘴角口水不斷滴下，口水滴到領口滿是破洞的舖棉外套，顫抖的手抽出一張放在床頭的衛生紙，輕輕拭去。大約五坪面積的房間，水泥地板，雙人床和幾個簡單的傢俱，抽風機不停的將房內空氣往外抽送。
打開心防，丁麗麗說出自己的生活背景。她是名私娼，收入極不穩定，戶頭裡入帳款項，是政府每個月的低收入戶補助，和她相依為命的兒子天天早出晚歸打零工，只要一睜開眼，要吃要喝，每個月的花費，還是讓他們難以溫飽，住在這裡成了他們不得已的選擇，「這裡最俗(便宜)，我如果不做（私娼），我嘛嘸住這了，」丁麗麗說。
「阮子(我的兒子)就希望我緊過生(離世)，這樣他才不用照顧我，才通娶某，」言語中有點無奈，對自己的抱怨似乎還多過對兒子的。丁麗麗中風後，行動不便，兒子每天早晚揹著她上下樓梯。訪談的這一天傍晚，丁麗麗原本坐在騎樓的椅子上，等著兒子工作結束回來帶她回家，拗不過記者的懇求，才勉強扶著牆壁，一跛一跛地帶著我們走進地下室去。
原本還希望丁麗麗多聊聊和家人之間的故事，她卻直搖頭，說：「麥講啊、麥講啊，多講多心酸，」只淡淡的提起，自己當初作私娼，也是丈夫所逼。
牆上的抽風機，是籠屋內潮濕的空氣，唯一的循環出口。
小坪數、衛浴共用、僅提供生活起居用的「籠屋」在台北市萬華一帶卻是行之有年。
走出丁麗麗的房間，其他的住戶，也像丁麗麗一樣，都是沒有太多選擇的人生。走廊盡頭的洗手台，一名歐吉桑正在清洗市場買來的冷凍魚，短而有力地向記者說：「這裡住的都是艱苦人，」他自己觀察，住客都是在萬華一帶「工作」的人，有一半是遊民，另外一半就是私娼。
與丁麗麗租屋處僅一牆之隔，另一棟更具規模的樓房，容納著超過兩倍人數的房客，地上4層加上地下室共有55間房，是整條街上唯一有管理員的租屋大樓。管理處前一張簡陋圓桌、幾把破舊的椅子，門庭高掛一台映像管電視，輪播著本土劇和新聞評論，節目上名嘴的言詞交鋒，是大樓內傳來的最響亮聲音，有人一坐便是一上午，抖落菸灰、酒意未解，雙眼已不知望向何方。
管理員黃先生表示，這裡六成以上的房客高齡65歲以上，靠社會局或退輔會的補助金度日。日昇日落、世事更迭，不論是在電視框裡或是在眼前，彷彿已經沒有分別。年節剛過，政府提高低收入戶申請標準，許多房客資格不符，生計頓成難題，偶爾來借住以便照顧父親的葉先生直言，有一位住在2樓的伯伯天天喊著要自殺，卻屢屢燒炭不成，「想活活不下去、想死又死不了」。
相形之下，同樣住在2樓的房客楊阿欽（化名）幸運得多；拄著拐杖，每講完一句話後總會咯咯的笑，雖然也患上許多老人病，但身體硬朗、說話時中氣十足。10年前的車禍在他右手上臂留有一道長長的疤痕，左腳開了兩次刀，走起路來一拐一拐，以後便沒有再工作。
今年72歲的楊阿欽原本住在八里，做過保全、管理員和水泥工，車禍前在萬華火車站當清潔工，離婚後的他沒有親人，自小離家與家人斷了聯繫，聽朋友介紹，到這裡把戶口寄在房東名下，可以領取低收入戶補助才搬進來。
三坪大的房間裡，除了一張床、鐵製衣櫥和一張木桌，剩餘的空間只能任由日用品凌亂堆放。楊阿欽細數著，三層置物櫃是別人給的，櫃子上的小電磁爐伴他十年以上，日日使用的開水壺已佈滿銹斑，厚棉被、洗衣粉全是里長贊助的。床頭擺著不知從哪裡撿來的音響，CD和錄音帶卡匣都已經壞掉，但楊阿欽還是習慣聽著每天晚上的廣播樂音入睡，唯一自己掏腰包買回來的三大盒沖泡式杏仁粉，雖然要價一千，卻足以供應他好幾個月的早餐。
「一個月一萬八不夠啦，」楊阿欽認為，每月相當於基本工資的低收入救助金，扣除房租、日常生活開銷、醫療開銷和他每天必抽的兩包菸，日子過得有些緊繃，連最愛的KTV都只能一個月去一次，他說，上個月才跟管理員借了1萬元。
日子過得無常，楊阿欽用唱歌排解生活的孤寂，展示著床邊一疊疊CD和錄音帶，儘管音響壞掉，他還是時常把這些寶貝拿起來翻看，閒來無事就翻閱歌詞本，一邊唱歌一邊認字，幾乎每一首歌曲旁邊都有著用原子筆寫下的點歌號碼，葉啟田、黃西田、洪一峰等人的歌曲倒背如流。其中，葉啟田的〈港口情歌〉是他最喜歡的一首，「這些歌都唱入我的心聲，(台語)｣。
「暗紅的籠燈 凍濕著夜霧 JAZZ的音樂聲 引阮惜別意 想起明日要出帆 海鳥來做伴 離別的雲煙啊 苦味無人知…」，葉啟田唱出出海人漂泊無依的心聲，楊阿欽卻從小就嚐盡這份苦澀。母親15歲就生下他，原本還有一個哥哥，但是出生一個月夭折了，下面還有一個弟弟，是他3歲時媽媽離開爸爸後和別人生的。12歲時，父親娶了一位歌仔戲班的小旦，新媽媽卻把他趕出家門，從此他暫住在台北橋下的奶媽家。
「父、母就生我一個，靠誰呢？｣斂起一絲落寞的神情，楊阿欽回復爽朗的笑容，「有時候也會孤單，無聊的話就出去走走｣，他說。
在萬華，像楊阿欽和丁麗麗，委身在3-4坪的雅房，密閉的空間、籠子般的大小，外界都用「籠屋」比喻，居住其中的住客被稱做「籠民」。看似低價的租金，其實平均計算每坪的租金並不低廉，空房率卻是不到20%，住民組成的結構，和台北市萬華區的歷史發展息息相關。
人安基金會萬華平安站站長陳俊谷在萬華紮根多年，為當地遊民提供庇護服務，他針對這個現象提出解釋，萬華區舊稱艋舺，十九世紀初河運蓬勃、貿易往來頻繁，是昔日北台灣最大商港，吸引大量「羅漢腳」來此謀職，而單身男性聚集，性產業隨之蓬勃。
直到日治時期鐵路貨運興起，同時，與艋舺港交界的大漢溪河床淤積，艋舺重要性便日漸式微，僅留下一群無業的流氓、流浪漢及流鶯，陳俊谷說明，這就是俗稱的「萬華三流」。
這群人漂泊在此，以萬華區龍山寺為中心，大量的老舊社區裏，就存在著低所得勞工居住的房子，那些隔成大量3~5坪的小房間，雖是幽闃昏暗、衛生條件低劣的環境，卻是他們負擔得起的居所。
陳俊谷補充，以籠屋密度最高的西昌街為例，每隔兩三棟矮平房，就有一條幽暗狹長，望不見盡頭的長廊，長廊深處便是通往籠屋的樓梯，居住其中的大多是中年以上的零工與私娼。
低所得的勞工常常收入不穩定，一旦沒有收入，露宿街頭，就成了遊民 ;有收入才會選擇租屋居住。籠屋不是理想的居住處所，總是一個可以遮風避雨的地方，比起露宿街頭，大家有得住就很開心。陳俊谷比喻，「就像是有錢吃好一點，沒錢就吃差一點而已」。
萬華區富民里是籠屋分布最密集的里。手在街廓地圖上比劃，里長范添成表示，許多「籠民」都是年滿65歲、單身，收入在基本工資18788元以下，仰賴政府每個月一萬元左右的低收入戶補助維生。
籠屋房租4千元到5千元不等，「房子包水包電，還可以和房東打商量，將戶籍遷入房東名下，好申請政府補貼，」這倒是使這些籠民不愁吃穿，范添成持續解釋。
房租便宜、當地廟宇設置的多處公共廁所和廣場，以及社會救助資源多，是萬華區吸引籠民聚集的誘因。范添成觀察到，籠屋現象至少有二、三十年歷史，而籠民往往一住就是十多年。
遊民、籠民聚集在萬華區，接受救助，同時也在等待工作機會。長期在台北市社會局萬華福利服務中心的社工員紀尚朋表示，60、70年代，萬華區鄰近市民大道、又有萬華火車站，交通便利，常常一早就有工頭開著小貨車徵工人，臨時工便就近租個小房間。
范添成觀察到，目前還是有不少臨時工老闆會來此徵求非技術性臨時人力，例如發便當、演陣頭、派報，或是房仲業舉牌等，不少籠民因此獲得生計，也導致他們持續的在不良就業與居住環境中「循環」。
舉例而言，萬華地區著名的廟宇，常有廟會活動，陣頭及其他所需要的臨時工作人員，一天會有700元的薪資。對此，陳俊谷說，一旦待在這個「狀態」超過三個月，就很難脫身。
這樣的惡性循環，也反映在籠民的居住品質上。紀尚朋談起籠民的處境：「房間只用木板隔間，晚上隔壁吵鬧都聽得到，｣籠民睡眠品質不佳、精神受影響，隔天一大早又趕著上工。
台北市社會局社會工作科科長林佩瑾，對此現象提出看法。她認為放眼國際，每個國家都有「籠屋」現象，這是社會結構下必然的問題。紀尚朋也以香港的「籠屋」為例，他說當地民眾居住在一坪大小、四周僅用鐵欄杆圍起的簡單隔間，「那才是真正的籠屋，」他補充解釋。
但不可忽視，臺灣類似存在龍山寺附近的籠屋現象，由來已久。臺大社工系助理教授傅從喜表示，臺北市由西向東持續發展，經濟條件許可的人，有較多選擇居住的機會。萬華區發展停滯，住屋市場價格低廉，成為低社經階層人民的居住選擇。
為了改善籠民生活，社福組織或當地里民服務，還是只能提供最基本的緊急救助，最多居中媒合工作機會，或是以工代賑，例如讓他們從事社區清潔，提供每日基本開銷費用。
紀尚朋說明萬華社會福利中心的服務，會提供租屋媒合，並協助處理第一個月的房屋押金，但是租屋者仍需具備一定工作能力或低收入補助資格，保證未來有能力支付房租，紀尚朋不諱言指出：「這其實還是限制了很多弱勢族群的居住資格」。
社會局提供的平價住宅，紀尚朋也認為不是解方，主要因為申請條件其中之一是限制三人合住，紀尚朋說：「經濟弱勢者大多失去親人、朋友等社會支持，如何找到同住者？」傅從喜也舉出研究證明，社會福利政策為了防止弊端，因此設下限制條款，但也讓更多需要社福救濟的民眾，面對一道阻礙。
持續觀察城市空間利用的臺大城鄉所所長黃麗玲對此提出相同的看法。她認為由政府興建的社會住宅，是一個可解決問題的契機，因為與臨近的日本、新加坡、香港相較，政府提供社會住宅的普及率極低，由政府在萬華地區興建便宜的社會住宅，給予遊民居住，就能減少遊民人數。但是，黃麗玲也說，「遊民很少知道如何申請社會住宅。」
對於現今政府設置的遊民收容中心，黃麗玲也提出批評，她認為遊民收容中心的軍事化管理制度，使得遊民不喜歡居住於收容中心。她說：「收容中心並無法根治遊民露宿街頭的問題。」
除此之外，近來政府將萬華地區的老舊社區，劃為都市計畫區，準備大興土木，剷除這些不合時代的破舊房子，這也就會讓低所得勞工失去住所，因為少了這些低價租金住所，就打破了低所得勞工與遊民之間的動態平衡。黃麗玲說：「沒了房子，遊民問題更難解決。」都市更新後，迫使低所得勞工全部變成了遊民，大大增加原本已經無法解決的萬華地區遊民問題。
紀尚朋也說，萬華頂樓加蓋或分層隔間的現象猖獗，但是前年修訂消防安全法令，樓層裡作隔間是違法的，政府可以取締和拆除，因此萬華舊有的籠屋隔間現象，可能隨著老舊大樓的消逝而走入歷史，未來何處是這群漂泊人可以靠岸的港口？
「不可來悲傷請你著放心，船頂的行船人，隨海浪飄流…」闔上門扉，走出楊阿欽的房間，他持續唱著那首他最愛的閩南語老歌，滄桑的曲調，在籠屋走廊迴盪縈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