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影」：聞天祥電影路的自我剖析

記者江敏欣／採訪報導　陳冠倫／攝影

影評人聞天祥受邀至台大新聞所演講，並分享他擔任二十三年影評人的心路歷程。

「寫影評的出發點很單純，我很愛看電影」資深影評人聞天祥於今（5/28）日受邀到臺大新聞所演講，暢談自己從一名單純因為喜愛電影的觀察者，到目前成為華語電影策展人、資深評論人的心路歷程。聞天祥說，他很容易被電影感染，也希望能感染其他人，這種心情是他繼續從事電影工作的主要動力。

回頭與電影的不解之緣

聞天祥在演講前表情有些嚴肅，但話匣子一開，他立刻滔滔不絕地聊起他與電影結緣的開始。聞天祥說他高中之前對電影的印象都是來自「不用清場、不用對號的二輪電影院」。因為小時候住在板橋市的郊區，周遭沒有步行可以到達的電影院，所以看電影對他而言，是一種新奇的享受。

聞天祥說，因為大人通常都是心血來潮才看電影，所以他去電影院十次有九次都是電影已經演到中間部分了。從小他就被訓練要從中間開始看，長大後才發現這是個非常奇妙的訓練。「因為我必須努力設想劇情前半到底發生了什麼事。」等到電影又重播一次時，他就可以印證自己假想的對不對，或者是否有出乎意料之外的劇情編排。聞天祥說，雖然他的父母並非刻意如此培訓，卻間接造就他的影評視角。

聞天祥對於電影的瘋狂，則始於高中時期，高二時，聞天祥投稿《建中人》刊物，獲得學長贈送一張金馬影展電影票，因而開啟他與金馬影展的第一次接觸。「我記得我在1986年看了第一部金馬影展電影『典子』，是真人真事改編。」聞天祥說，這部電影講述一個身體殘障的日本女孩故事，當時對他來講是他看過最真實的電影，是一個很大的刺激。「所以我1987年就卯起來看金馬影展，我一次就看了48部片。」聞天祥說。

聞天祥提到，他還曾在高二時，用媽媽給的兩千塊報名參加電影劇場，每個周末花兩個小時坐車，到仁愛路附近的小公寓看兩部電影。這類課程其實是參加的人全部趴在二十八吋的電視前，盡情看電影。這是聞天祥第一次看到費里尼、柏格曼的作品。「對我來說太震撼了，因為我從來沒看到這些東西。「聞天祥還記得，他每次看完電影回家，回程途中都在看工作人員發的電影資料，然後回家寫文章。「沒有人逼我，但我寫得很開心一直寫、一直寫。」

碩二同學陳熙文向聞天祥請教看電影是否容易受電影拍攝技術干擾看電影的專心程度。

寫影評不僅是工作，更是樂趣

聞天祥認為，「寫影評是一種整理紛亂思緒的過程，就像做SPA一樣把腦子中混亂的東西整理乾淨。」因為已養成這種習慣，聞天祥高中時就一直在週記上練習寫影評，並嘗試投稿。十六歲那年，他評論電影《英雄本色》的文章，首次在《世界電影雜誌》刊出，讓他備受激勵，也更加努力的寫作。聞天祥說。因為他無法忍受看不到影展，高中時堅決非留在台北念大學不可。

聞天祥說，台灣的報紙評論在90年代相當發達，評論空間相當多元，不論是樂評、影評或者畫評，只要你言之有物，不論年齡長相，報社都相當願意刊登，因此他在那時候大量投稿，並用這種方式和報社交流，他也很注意報紙的需求，所以自已的影評文章可以游移於各報社的專欄當中，二十歲時更被報社邀約成為專欄作家。現在寫影評是他的工作，很多機會都是自然出現，他甚至從來沒有求職的經驗。

反觀目前的影評空間，聞天祥認為在媒體版面上的影評環境已經越來越保守，但網路的發達卻讓每個人都有曝光的機會，「寫的能不能讓人注意，就是文筆的功力問題了。」他同時強調，「一篇影評好壞和電影好壞沒有關聯，影評的價值來自文字的可讀性。」聞天祥指出，當影評能做到基本要求時，就是一種服務業，就是對電影有興趣的觀眾對電影的座標跟指南；當影評能寫得更好時，甚至可能改變一個人看電影，甚至看事物的角度跟看法。

聞天祥更提到自己寫影評的自我要求是：「要怎麼藉由寫作來表現自己對電影的激情，並保持自己文字的節奏。」他說，這是他寫影評時最大的趣味所在。

旁聽學生請教聞天祥在寫影評時如何拿捏理性與感性的尺度。

塞翁失馬　焉知非福

在輔仁大學創立電影社前，聞天祥早已先辦過一個月的影展，因為學長問了他一句「要不要一起去活動中心放電影？」聞天祥就這樣開始策畫了他第一次的影展活動。「我不是很有革命性格的人，但我很容易被別人的理想性煽動，所以到最後我會變得比他還認真。」於是，從選片、分類專題、寫影展的特刊，到畫海報、電影票，聞天祥無一不親力親為，原先預定前一周賣下一周的票，沒想到票都還沒畫好，就有同學急著想預購，第一周預購時間還沒結束，票就賣光了。「我才知道這個環境對電影有多飢渴，其實大家都藏在各個角落。」聞天祥說。

「我常在想，正是因為當年輔大沒有這些東西，我才有機會去做這些事情。」創立電影社時，聞天祥找不到老師來幫忙，也因為他並非傳播相關科系學生而遭到質疑。直到影展結束，聞天祥將自己製作的12本特刊，送給經常資助各大學電影系學生的一位電影愛好者，他看到老闆看到眼淚都快掉下來了，還告訴聞天祥「你以後只要辦活動，我都無償借你所有的片子。」聞天祥的努力終於得到這個專業老闆的敬意。

因為自己一切的電影知識都是自修而來，聞天祥特別能感受學生讀教科書的痛苦。所以他教書時，都會儘量嘗試用最新的電影當例子，讓同學能在熟悉的電影中，學習現有的電影框架。「寫影評、做影展、教電影這幾個事情對我來講都是類似的。」聞天祥說，他都是在清理自己對電影的想法感受，把他震撼的感受傳達出來。

聞天祥坦言，「我的初衷就是任何破壞我看電影樂趣的事情，我就不會做。」他說自己到現在看電影還是容易快樂、生氣、感動，很容易被電影感染，這是能夠做下去的原因。他也希望能感染其他人，所以才會繼續做下去。

夾縫中綻放生機的的台灣電影記者

記者江敏欣／採訪報導　陳冠倫／攝影

碩三同學林琦敏向聞天祥請教近年國片復甦的轉折原因。

資深影評人聞天祥於今（5/28）日受邀到臺大新聞所演講，在場學生也把握機會向他請教各種問題。聞天祥的答覆時而幽默、時而嚴肅；現場氣氛也跟著時而哈哈大笑，時而沈思。

新潮流才是台灣電影生機的養分

新聞所碩三同學林琦敏提問，近年來國片市場的復甦原因，這樣的轉折是否與新銳導演已擺脫過去「新潮流」派系導演們對於純藝術的追求，願意採納商業元素？原本妙語如珠的聞天祥逐漸收起笑意，面色凝重地表示，他反對這樣粗暴的觀點，也認為這樣的觀點顯露出大眾對於新潮流電影的誤解。他指出，不應將票房黑暗期的矛頭指向「新潮流」的導演們；而「新潮流」的導演們才是目前這批新銳導演們的養分來源，「這是台灣電影的爆發，而非轉變。」聞天祥說。

聞天祥指出，八零年代台灣電影的確進入一個黑暗期，但不表示沒有人看電影，而是傳統的電影產業如瓊瑤的文藝片、邵氏的武俠片遇到衝擊。新潮流電影是剛好在那樣的時空背景下產生出來的一批好電影，其實都相當賣座，所以有了《光陰的故事》才有了《兒子的大玩偶》。

聞天祥接著說，只可惜台灣電影工業中，美學沒有跟著一起升級。「這是最可惜的一件事。」聞天祥強調，新潮流電影在產量上只是市場上的一部分，這群人不須扛起整個電影市場滑落的重責大任；歷史也已清楚地呈現，留下來的反而是這些影片和這些人，而不是號稱在那個年代裡面為觀眾拍的娛樂電影和商業電影。

聞天祥繼續提到，鈕承澤之於侯孝賢、林書宇之於蔡明亮、楊雅喆之於吳念真，這些零八年後竄出的新導演們，幾乎都曾經跟在新潮流派系的導演的身邊學習，才能將養分轉化後與主流觀眾連結，也才能帶出現在的國片環境。

文天祥較為嚴肅地向同學說明新潮流派系電影之重要性。

努力尋求生存的台灣電影

聞天祥說，台灣自1997年政府為了加入WTO後，開放外片限制，促使台灣電影市場門戶洞開，原本以為可以塑造多元的多廳式影城，沒想到最後變成每一廳都毫無保留擁抱好萊塢電影，逼迫台灣電影工業得在生存夾縫中，尋找自己能被看到的原因。「台灣是開放的地方，但開放到沒尊嚴。」

聞天祥無奈地說道，韓國政府對於本國電影產業還設有『螢幕配合制度』，用政治力來強迫出市場供需，保護影視產業；但台灣太過『民主』，如果提出這種限制，立委馬上就跳出來維護外國片商利益。因此，台灣也成為好萊塢電影密度最高的國家之一，像電影《魔戒》，光是在台北的拷貝數就達到148支。

如同聞天祥在自己的書《過影》中提到，「台灣電影人就像在一個手工業的環境當中創作電影」。在沒有產業健全性的境況下，聞天祥在台大的演講中表示，台灣電影的人文傳統，以及多元、自由、熱情、理想性，一直有人前仆後繼的堅持下去，這可能才是台灣電影沒有在惡劣環境中消失的原因，也是台灣電影的生存方式。因此，他仍然樂觀地期待著2013下半年的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