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紅線，劃出流暢的交通動線，也劃出台灣民眾對公共空間的想像。台灣國際勞工協會（TIWA）政策部研究員陳秀蓮表示，今（2012）年八月中旬，上萬名印尼人聚集台北車站大廳，引發媒體大幅報導，民眾抗議電話連日轟炸TIWA辦公室，顯現公共空間的敏感性。

多元文化　缺乏真正理解
午後台北若開始下起毛毛雨，車站大廳裡就會紛紛出現席地而坐的人群。
（照片來源／林玲瑩攝）
今年8月19日適逢回教開齋節，穆斯林齋戒月在此日結束，同時象徵一年之始。上萬名印尼人聚集台北車站外廣場歡度新年，因為遇雨躲進遮雨棚，人數過多只好再向內擠入台北車站，不料台鐵隨即以維持交通秩序為由，在車站大廳拉起紅線，並決議之後每周末都會以此維持交通秩序。
陳秀蓮直言，台北車站站長曾私下向台灣國際勞工協會表示，他們其實了解當天狀況，也加派人力打掃廁所跟倒垃圾，只是因為有民眾向電視台檢舉，所以站方不得不有所回應。儘管如此，陳秀蓮卻質疑，開齋節並非首年舉辦，其文化意義更如同華人過年，台鐵為何不先選擇向大眾解釋實況，而是直接拉起紅線？
四方報總編輯張正認為，這件事突顯台灣對於城市公共空間的想像，其實是被中產階級的觀念綁架，他表示：「台鐵風格是走微風大廳，結果來了那麼多第三世界的人，其實不符合他們的品味。」
這種文化偏見深植於台灣社會。社運出身、曾任職台北市政府外勞諮詢中心主任的龔尤倩，以自身經歷說明，她說到，2000時，中山北路形成菲律賓移工聚落，當地里民連署要把聖多福教堂遷走，造成市府龐大壓力，也讓她察覺民眾缺乏與移工相互理解的誠意。
「現在大家都在談多元文化，變成異國風情的欣賞，或是異國美食的品嘗，可是並沒有深入到對於他者的理解跟尊重。」龔尤倩認為，反映在施政上，便容易做出台灣人本位思考的決策。
移工空間　城市的重要一隅
雖然占地700坪，但台北市外勞文化中心與多個行政單位共用同一空間，專供移工休閒使用的實際面積，僅有三間教室之大。
（照片來源／林玲瑩攝）
以2002年台北市政府設立的外勞文化中心為例，該中心位於迪化街的永樂市場樓上，每年僅有一千五百人次造訪，交通不易抵達是乏人問津的關鍵因素。另外，中心的服務項目以提供中文、電腦學習課程為主，附近也沒有服務移工的店家，陳秀蓮直言，「如果有心為了外勞，政府應該把空間設在外勞活動的地方，而不是設在迪化街。」
對此，台北市政府勞工局主任秘書高俊儀澄清，鄰近移工活動據點的火車站地租高，合適的場地尋覓不易，加上台北市外勞中心全年預算僅三百五十萬，還須包辦一年近十場的大型外勞文化活動，有限資源如何發揮最大效益，是當局一大挑戰。
高俊儀直言，對台北市勞工局而言，台北車站事件反而是改善移工休閒問題的契機。「以前講到外勞都是勞工局跟警察局的事，這次事件使得其他單位也開始發現外勞業務和他們有關係。」，她說明，最近一次台北市議會報告上，市長郝龍斌便提及勞工局應與民政局、商業處等單位合作，規劃空間開放外勞使用。然而，高俊儀也坦言，跨局處的會議尚需各方協調，移工聚落是否被放到城市治理的思考裡，這樣的氣氛還在醞釀中。
台北市外勞文化中心裡的中文課及電腦課最受移工歡迎。
（照片來源／林玲瑩攝）
「不見得要形成聚集，最友善的辦法是讓他們可以自在去想去的地方。」高俊儀提醒，台北市勞工局看待外勞休閒議題，最終目的仍在於創造資訊流通無阻，但是資訊不對稱除了源於語言隔閡，雇主的態度也經常成為阻力。
台灣自1992年依《就業服務法》正式引進東南亞移工後，便採取客工制，一次聘僱許可以三年為限、且不得攜家帶眷。龔尤倩認為，制度造就雇主只看移工的生產力、社會僅把移工當成「過客」，而忽視全台現有44萬名移工，其實也是在這個社會生活的一份子。
台灣自1992年依《就業服務法》正式引進東南亞移工後，便採取客工制，一次聘僱許可以三年為限、且不得攜家帶眷。龔尤倩認為，制度造就雇主只看移工的生產力、社會僅把移工當成「過客」，而忽視全台現有44萬名移工，其實也是在這個社會生活的一份子。
高俊儀舉例，台北市正積極爭取成為2016年世界設計之都，然而城市規劃並不僅考量高樓大廈等現代性指標，還需納入文化內涵，注重以人為本的社會設計，台北市政府對於移工休閒聚落的發展樂觀其成，「但是台灣能不能看到外勞他們是人？這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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