週日上午，桃園火車站月台站滿候車人潮，隨著列車進站的警示音響起，人群開始騷動。車門自動打開，伴隨著濃烈的古龍水味，膚色比台灣人黝黑的外籍勞工成群式躍下車廂，高分貝而節奏緊湊的口音在空氣中飛竄，引來一旁旅客側目。

桃園後站　外勞的放鬆天地
沿著這群外勞的腳步，可以發現他們極有默契地穿越延平地下道，來到桃園後站一帶。平時冷清的後站街區，每逢假日頓時成為外勞們專屬的消費天堂。
圖1-1：桃園縣內移工人口分析。
（資料來源／勞委會2012年8月份外勞統計；製圖／林玲瑩）
這些外勞有的來自桃園縣外、也有人是從鄰近龜山、南崁工業區騎單車來。越南勞工何文進來台五年，和女友在桃園不同廠區工作，假日的桃園後站，除了是小倆口會面的地點，也是他和在台灣各地工作的友人相約聚會的場所。「家鄉友人分散在台中、台北跟桃園，桃園在中間最方便。」何文進笑著說。一行人就圍在廣場上的草地野餐，累了就躺著休息，對他們而言，見到面就好。
中午時分，人們湧進複合式小吃店裡飲酒暖胃，配上一份百元起跳的家鄉料理，在卡拉OK高分貝的音樂間，彼此拉扯著嗓門聊天，酸、辣、甜的香料氣味混雜著從餐廳流瀉而出的隱隱樂音，鄉愁在其間消解。規模較大的餐館還兼賣日常用品、書報雜誌、還有與零食雜貨，幾包零嘴配上飲料，就能在公園裡野餐一個下午。
印尼餐館　最鄉愁的滋味
對來台的外籍勞工而言，桃園後站並不是家鄉人會面的唯一選擇。台北車站地下街廣場，同樣是假日外勞聚集地。外勞並肩坐在廣場上的長椅，其中不乏婦女，與年輕女孩，她們多數正在等前來會合的友人。有別於多族裔聚集的桃園火車站，台北市三萬九千名移工中，九成七是女性看護工，其中七成來自印尼。
來台半年的印尼看護工Santy（珊蒂），總是利用一個月唯一的休假日，與同為看護工的好友Nur（努兒）相聚。在台中工作的印尼外勞Linda（琳達），則和男友Rudy（蘆迪）與男友妹妹，一同坐在台北車站大廳的地板上聊天。因為三人分別在不同的地方工作，常常要等好幾個月才能湊在一起。
北平西路「小印尼」，每到周日就擠滿人潮。（照片來源：林玲瑩攝）
沿著台北車站大廳的東三門往外走，不到百米遠的北平西路上充斥著印尼的小吃店、雜貨店、家具行、匯兌公司與手機行，是俗稱的「小印尼」。
「小印尼」商圈的店員在石板上灑下大把高麗菜、空心菜與豆芽菜，再快手削下幾片小黃瓜、豆干與特製的印尼米飯糰，最後淋上混合數種香料、散發濃濃香茅味的醬料，翻炒後即可上桌。這份GADO GADO （印尼沙拉）是許多人懷念的故鄉味，每逢周日用餐時段，北平西路上的小吃攤總被客人團團圍住。
這味道讓Ati（阿娣）最是懷念，在內湖擔任看護工的她來台灣兩年，她談到自己仍然比較習慣吃家鄉的餐點，「印尼菜比較甜、比較辣。」她露出淺淺地微笑。在每個月唯一一天的休假日裡，阿娣和朋友都會相約台北車站碰面，再一起到小吃店用餐。
外勞即商機
嗅到外勞濃烈的思鄉情愁，台北、桃園、台中、高雄等鄰近車站的舊商圈，在90年代末期，紛紛轉做東南亞生意。以桃園後火車站為例，十多年前，桃園後站接連開設東南亞商店，隨著六○年代腹地廣大的大秦紡織廠拍賣產權，錯落在桃園後站的大塊空地數度易手為台灣銀行及省營復興紡織廠所有，1998年後站納入都市重劃，桃園客運標得其中一塊地做為總站，鄰近的空地成為國光客運、中壢客運停車場，後站一帶的都市建設隨之停擺。
在這樣的情況下，地租便宜、多閒置空地的桃園後站具備東南亞商圈發展的條件，加上縣內高居全台縣市之冠的外勞人數，以地下道出口為起點，北從延平路、南至建國路，越來越多東南亞族裔穿梭在街廓之中。寫有中、英、越、印、泰等五國語言的招牌突出於街道上，這些店家多半提供匯兌、電信或郵寄服務，許多外勞休假的第一站就從這裡開始。
在桃園後站開業將近二十年的唱片行老闆娘吳太太表示，如果沒有商圈，地方也會沒落，「外勞來是集人氣，這樣也好。」唱片行客群一開始都是台灣人，八年前發現外勞人口眾多，她便引進越南唱片和DVD，並且兼賣來自東南亞國家的日用品與點心，沒想到生意反而變好。「鼎盛時期，一天營業額可達三十萬。」
計程車司機在越南雜貨店前排班，約十分鐘就有一組客人上門，外勞是最主要客源。（照片來源：林玲瑩攝）
「老實講，我們就是在賺外勞的錢。」桃章計程車行司機陳同益直言，每周日車行約有二十多部計程車，會在後站廣場旁駐點排班。司機陳獻平在一旁補充，十組乘客裡有八組是外勞，平日和假日的業績差兩倍。
鄰近延平地下道的中古電腦商陳彥吉也是專做外勞生意，他標下公家機關淘汰的電腦，再將介面換成越南文或泰文，稍作改裝後就可到工廠裡向外勞兜售。周日外勞休假時，他則改在桃園後火車站手機店面前的騎樓擺攤，價位從三千五到七千不等。陳彥吉透露：「他們買電腦回去看DVD，但上網得雇主同意，有的雇主不希望他們太愛玩。」
外勞多犯罪　刻板印象
移工帶來商機，卻也牽動族群間的緊張關係。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副教授王志弘說明，大部分外籍勞工使用的是台灣人較少的邊緣地帶，但是社會卻不見得認為合理，「譬如火車站前面的小圓環，台灣人根本不會站在那邊，但是外勞就會在小空地上等車，台灣人就會覺得很奇怪。」
尤其，每到假日，外勞經常擠滿各地公園，更讓本地台灣人難以接受。王志弘解釋，一般居民會把鄰里公園當成自己的勢力範圍，但是假日時外勞大量進駐，衝突就會產生。「曾經有家長反映，禮拜天想帶小孩去公園玩，結果發現那麼多外勞，就不敢讓小孩子去那邊玩了。」台灣國際勞工協會政策部研究員陳秀蓮無奈地表示。
台灣民眾看到外勞群聚在一起會心生恐懼，卻從未有資料證明他們是犯罪根源，甚至，外勞犯罪事件遠不如台灣人多。桃園縣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戶口組員警表示，「外勞犯罪事件大概都是一些小糾紛，一個月約是一、二件，遠不如本地人的犯罪數量。」
BANPA泰國舞廳外直接掛上「恕不招待本國人」的告示，每一名客人入內前也需要先搜身、檢查身分證並確保沒有攜帶危險物品。
（照片來源：林玲瑩攝）
在桃園前站開業十年的漫跋舞廳老闆娘張育寧還直言，舞廳裡台灣人比泰國人還愛惹事，五、六年前店裡甚至禁止台灣人進入，「就是因為一些台灣人自認比泰國人高一等，喝酒後就會挑釁鬧事。」
台灣唯一專門服務移工的報紙《四方報》編輯張正則認為，從動機來看，外勞在心態上會避免犯罪，以免被遣送回國。「如果他是個壞胚子，留在越南魚肉鄉民就好。」張正認為外勞犯罪不會是常態，因為專程跑到語言不通的地方逞兇鬥狠，其實是不合算的事情。
溫飽之外　需要更多空間
因為階級與種族的雙重排斥，限縮了外勞在台灣的生活空間，更直接在台灣社會與外勞間，劃出一條無法跨越的界線。在社會普遍的期待下，外勞放假時最好只在既有的外勞聚落裡活動。
張正還舉例說，台灣一直沒有準備讓移工「趴趴走」，「台灣的路牌會加註英文，一些觀光區甚至有日文指標，餐廳有日文菜單。」但是全台44萬名移工，泰文、越文、印尼文等卻不是隨處可見。
「你說缺不缺空間？全台灣都不是他們的空間呀！」張正指出，外勞其實不敢去他們不懂語言和文字的地方，「假設他們今天想去石門水庫玩，那個地方也沒有禁止外勞，可是沒有熟悉的文字導覽，根本不知道怎麼去。」
移工自己也能察覺環境中的異樣氛圍。陳秀蓮舉例，有一年夏天和外勞在台北車站附近的廣場聊天，陳秀蓮提議不如到對面的新光三越裡吹冷氣，一些女性外勞朋友卻表示不願意，「裡面一直有眼光在看她們。」陳秀蓮說，她們常常走進百貨公司，就察覺不對勁的眼神在注視自己。
另一方面，台北市外勞幾乎全數是看護，有休假者平均月休一日，陳秀蓮說，有時候外勞休假只是想要睡覺或是煮飯，但是這些休閒活動卻很難在公共空間進行。
「星期天很多人來我們辦公室的沙發上睡覺，或是來借廚房，他們很愛吃一種『臭魚』，一煎起來，噢！非常臭！」陳秀蓮笑著說，那味道就像是腳很臭又很鹹的味道，一下鍋後味道瀰漫整間辦公室、久久不散。但是像這樣的料理，根本不可能帶回雇主家烹調，更別提想要把食材冰在老闆的冰箱裡。
而更為私密的性需求，則成為眾人心照不宣的秘密。陳秀蓮表示，TIWA（台灣國際勞工協會簡稱）曾被氣急敗壞的家長責罵：「外勞超沒水準，我小孩子去公園玩球，球掉進樹叢裡，一撥開居然發現外勞在做愛。」對此，陳秀蓮解釋，台北市有些賓館拒收外勞、或是上賓館的花費太高，導致性需求成為外勞難以啟齒、又亟待解決的問題。
「請一個外勞來要提供食衣住行，育樂呢？」張正認為，台灣應該要求引進外勞的企業主、家庭，以及核准的政府單位，通盤考慮這44萬人的放假、休閒。「外勞不是機器，是和你我一樣的人。」張正指出問題的關鍵。
註：
外籍勞工（Foreign Workers）簡稱外勞，為勞動力輸入國指涉外來工作的勞工，在台灣泛指從東南亞等國來台工作的契約工；近年學者與外勞團體認為此稱呼突顯其「外來者」身分，具歧視意涵，故改稱為移住勞工（Migrant Worker），指移動到他國工作的勞工，簡稱移工。本系列報導為求口語通順，稱謂上以「外勞」為主、「移工」為輔。（文／林玲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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