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蓋世談鄭南榕與追求自由的歷程

記者周佳勳／採訪報導

江蓋世先生演講時，台大新聞所同學專注聆聽。（圖文/李政）

「寫出去的東西，只要是台獨，就是叛亂罪」江蓋世曾在1980年代積極參與台灣民主運動，他也曾在鄭南榕所辦《自由時代週刊》雜誌擔任採訪編輯。他在5月13日跟台大新聞所同學分享鄭南榕的理念。江蓋世哽咽地表示，「近鄉情怯」回來事發現場，心情其實很複雜。
 

鄭南榕的秘密武器

在那個連講台獨都會被抓的年代，寫出去的東西只要含有台獨的成分在，就很有可能收到叛亂罪的傳票。江蓋世說，當時南榕就告訴他，「若有什麼事，我全權負責。」他才真正放手去作訪問。

台灣浴火普羅米修斯：太陽花學運後，再訪鄭南榕

記者張哲豪／採訪報導

鄭南榕紀念館內，仍保有當年自焚的場景。（圖文/李政）

在台北市民權東路巷弄內，一幢看似普通的公寓大廈三樓中，民主烈士鄭南榕先生在此以自焚手段捍衛言論自由，如同他自焚前說的：「國民黨抓不到我的人，只抓的到我的屍體」，為了紀念他，此處改建為紀念館，並保有當年自焚的場景，以提醒後人鄭南榕為民主的付出。太陽花學運後，台大新聞所師生於5月13日造訪此地，再探鄭南榕精神。

七十坪左右的公寓，過去是鄭南榕創辦的「自由時代」週刊辦公室，如今已改成典雅的展示空間。牆上掛著的照片和標語，以及展示窗中的文件和報刊，再再告訴參訪者，爭取權利這條路有多麼艱辛。

李彥甫：閱聽眾獲取資訊的習慣不一樣了

記者 周楷/採訪報導 藍婉芸／攝影

李彥甫以《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在圖表資訊呈現上的方式為例，他表示，現階段《聯合報》已開始增加許多圖片資訊的呈現。

數位匯流時代的來臨，對於傳統媒體造成相當大的影響。聯合線上公司總經理李彥甫指出，過去多數人多以報紙或電視作為主要資訊來源，但現在人們獲取資訊的方式已轉變為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以及社群網路等。在因應未來以影音文本為主的轉型趨勢上，對於紙媒確是一大衝擊，必須有所因應。

聯合線上公司總經理李彥甫是在國立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演講中，做了以上表示。他以具體資料確認，印刷媒體愈來愈不是主流，已不是人們取得資訊的主要管道。最顯著的例子即是1991-2011年的各媒體接觸率中，網路和報紙在2007年時首次出現了「黃金交叉」。在此之後，網路的接觸率不斷上升、報紙接觸率則逐年下降。李彥甫以更簡單的話來說，現在每兩個人中，不到一個人昨天看過或摸過報紙。

李彥甫引用「世界報業協會」的「印刷媒體不會滅亡，但已不是人們的未來」（Print will not die, but print is not our future.）一句話，認為紙媒雖不會消失，但如果想持續成長，勢必要面臨轉型的挑戰。

在數位匯流時代中，傳統紙媒的存亡，一直引人臆測。李彥甫引用「世界報業協會」的「印刷媒體不會滅亡，但已不是人們的未來」（Print will not die, but print is not our future.）一句話，認為紙媒雖不會消失，但如果想持續成長，勢必要面臨轉型的挑戰。李彥甫接著又以「SoLoMo」（Social、Local、Mobile）為例，說明開放的社群連結、在地化資訊服務、個人化資料篩選，已是數位趨勢。紙媒如果不掌握趨勢，將面臨淘汰的危機。

《聯合線上公司》總經理李彥甫以一張1991-2011年的各媒體接觸率圖，說明2007年時網路及報紙的「黃金交叉」。

面對此一數位衝擊，李彥甫提到，聯合報系從2000年成立聯合線上公司以來，便著手進行紙本報紙全面數位化的工作，先後投注大量資源開發架設新聞網站，並將《聯合報》所有報導變成可用的資料庫，又進行數位出版等一系列數位化動作。李彥甫接著說，完成數位化硬體建置的第一步後，聯合報系更朝向文本內容的轉型邁進，並有了自己的轉型經驗。他表示，聯合報系內部針對數位匯流的定義為「任何時間、任何地點、任何載具、在同一載具尚可同時提供影音、圖片、文字、搜尋互動的精準服務。」

李彥甫說，為了產製符合《聯合報》內部對於數位匯流定義的新聞內容，聯合報系在2008年開始進行全面教育訓練。過去報社記者只要負責撰寫報導即可，但《聯合報》的文字記者是最早開始在採訪的同時，還得背着一臺小型攝影機，同時進行平面和影音採訪。從《聯合報》的文字記者採訪工作內容中，便可知道聯合報的記者方針。「做報紙的人要開始做數位的事情，數位的人也要開始做報紙的事情。」李彥甫說。

然而，轉型的過程並非一路順利。李彥甫即以《聯合報》一名60歲員工為例，在《聯合報》剛開始推動數位化時，這名員工連用電腦開檔案都不會，剪輯一則一分鐘左右的影音新聞，三個小時都做不完。但是他兩年前退休時，已經可以在15分鐘以內剪完一個家庭錄影帶。儘管內部轉型困難重重且需耗費相當大的成本支出，但《聯合報》還是堅持去做。「大船轉彎、船員同行。」李彥甫詮釋說，聯合報系要轉型，一定要讓同仁們有機會跟著轉型，這才是真的轉型。

李彥甫提到，轉型後的內容，報紙將不再只是傳統的文字搭配圖片，除了多了影音新聞外，更增加圖表資訊的比例。李彥甫以《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在圖表資訊呈現上的方式為例，他表示，現階段《聯合報》已開始增加許多圖片資訊的呈現，一來方便讀者在短時間內掌握重點資訊；二來也可將枯燥的資訊活化為生動的樣貌，拉近與讀者間的距離。

李彥甫：新媒體時代，記者角色必須轉變

記者藍婉芸/報導、攝影

《聯合線上公司》總經理李彥甫，在臺大新聞研究所演講時，提到記者角色的新定義。

「20年前不會電腦打字可以當記者。現在不會跨媒體工作，還能當記者嗎？」聯合線上公司總經理李彥甫本週二（6月11日）受邀到臺大新聞所演講，分享處於媒體數位匯流時代，《聯合報》進行媒體轉型的轉折歷程。李彥甫並表示，新聞記者的角色必須改變，不能只是單純報導與評論；跨部門合作與多元多工的學習，是新媒體工作者應具備的認知。

說好故事的人：媒體的正向價值

許多人認為現在的新聞環境是一個最壞的時代，但李彥甫卻常以「新聞記者的角色，從來沒有像現在這麼重要過」來激勵同仁。這句話出自《給年輕記者的信》，作者是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弗里曼（Samuel G. Freedman）。

李彥甫指出，現在有許多人挑戰傳統媒體，一般社群網站、公民記者的評論力量比傳統媒體還大時，傳統媒體要有更高層次的使命與責任，把自己的角色突顯出來。

「好故事不是感人、有說服力就好，要能有實質改變。」李彥甫接著說，新時代的媒體除了是資訊的守門人、問題的觀察者，也應該具備議題領航與行動改變的能力，讓關注的事件真正產生改變，並讓媒體的正向價值獲得發揮。他以《聯合報》300個記者為例，所有記者如果一個月做一件正向改變的報導，10年後便可累積36000個改變，將可型塑媒體影響力。

李彥甫舉近日淡江大學建築系學生重建獨居老人住所的畢業專題為例，提到這樣一則學生協助獨居長者脫離危險居住環境的新聞，點閱率竟是本月份最高。這正說明新聞敘事除了要反應真實，也要關注如何感染閱聽人、並提高閱聽人的涉入程度。

新聞所所長洪貞玲向李彥甫請教，新聞教育應提供何種訓練來因應未來轉型。

新媒體工作者：須跨媒體與多元多工

透過報導和行動讓議題能達成明確改變的目標，媒體正向改變非常重要。李彥甫不否認，《聯合報》內部改革也充斥不同意見和標準；但是時代已經改變，整體運作方向仍朝發揮媒體的正向價值前進。

李彥甫說，現在的新媒體工作者應了解記者不再只有單一模式，必須面臨不同的作業時間、跨部門分享合作，並不斷從工作中學習，工作型態因而發生改變。他指出，《聯合報》的編輯現在編完報紙，還要去思考如何呈現平板電腦的內容。而記者除了過去的文字作品，也被要求附上影音作品來呈現多媒體的新聞。

李彥甫表示，跨媒體的呈現方式，鬆綁了說故事的方法，新聞工作變得比過去傳統媒體擁有更多創造力，新聞工作者被重新定義成跨媒體的多元多工者，李彥甫建議同學，未來若想要進媒體業，應積極培養自身的數位生活與工作習慣。

在開放提問時間中，台大新聞所所長洪貞玲首先發問，新聞教育應該提供學生什麼樣的基本訓練，以便協助學生因應未來轉型。李彥甫回應表示，「基礎技能的培養還是必須；但如果不能跨平台合作，將失去競爭力」。

碩二同學李映昕，問到跨媒體記者的具體門檻標準。

台大新聞所同學李映昕提問：「跨媒體技能的學習需要多專精、多深入，才能成為可以生存的記者? 」李彥甫認為，現場報導、攝影、拍照的基本影像構圖、半小時完成五百字新聞、在三千字完整的報導中能論理又能說故事、在10到15分鐘內完成即時新聞處理，並可快速的完成一個完整的新聞等都是應該具備的能力，否則在職場上很難競爭。

李彥甫也強調，「速度和深度並不相互牴觸。」他說，即時新聞要求快，並不影響之後完整、又深度的內容呈現。同時，李彥甫說，記者更重要的在於新聞解析、敘事、評論的能力。擅長用影像說故事的人，不一定具備良好文字寫作能力，但還是要有基本的水平。

演講最後，李彥甫提醒在場聽講同學，他明白現在有熱情來改變社會的學生逐漸減少，他建議同學應保有策略性的的視野和思維，對未來媒體走向掌握宏觀。這對就業前的準備以及對這份工作未來的想像，將十分有幫助。

「即使環境再變，別忘了做記者的熱情與責任。」李彥甫說，新聞工作是一份有趣的職業，會讓人覺得工作有意義與價值。尤其，這個時代的記者責任愈來愈重。因而，李彥甫最後還特別提醒，如果只是想發財、想成名，千萬別踏入這行業。

做真正的記者 吳東牧：「成就感最大來源。」

記者林芷揚/人物側寫 林芷揚/攝影

吳東牧與台大新聞所學生分享記者生涯中最難忘的事件

吳東牧不是新聞科系出身，對自己的記者工作仍然抱有很高的理想與信念；身為攝影記者的父親給他很大的影響與啟發，吳東牧認為記者可以「不只是這樣」。家庭因素促使吳東牧踏入新聞界，但這個圈子不好走，現實面帶來不少挫折。

初期，吳東牧不滿只能聽命於總編輯，完成其指派任務；之後，對於報社為了「搏版面」而要求跑警政線的他駐點撰寫乏善可陳的案情偵辦日誌，吳東牧感到無所適從。當親眼見到同業為了金錢利益而無情拍攝命案的驗屍照片，吳東牧體會到記者濫權的悲哀，令他沮喪。

曾經，吳東牧還看不起電視記者，看不慣他們到了新聞現場只是向報社記者打聽事件，接著就抄報紙播新聞。因此，一直在平面媒體工作的吳東牧剛轉任公視記者時非常不習慣，「當時覺得自己是降臨公視來解救他們的」。

遭遇各種挫折，吳東牧依然堅守記者崗位的理由，來自同業的一句話。「你不覺得記者是很有意義的工作嗎？因為你有權利！」吳東牧表示，記者的身分讓他可以訪問各式各樣的人，無論是達官顯要還是市井小民，只要一通電話表明自己是某媒體的記者，都有機會和對方接觸，這是記者工作最特別的地方。

反骨和同情是支持他一路走來的重要因素。吳東牧指出，當記者的人要有一點反骨性格，敢於挑戰權威，心中也要長存同情弱勢的心理。不過，吳東牧說他自己並不是一開始就敢於衝撞體制。他說，學生時期的他其實很少關注社會議題，習慣做個膽小的乖學生，而這也是台灣學生的普遍狀態。

吳東牧替他初期的記者工作打上問號，認為本該發掘真相的記者不該聽命行事，這段時間他的理念不斷受到壓抑。直到轉去公共電視工作，吳東牧的膽識才有了培養皿。他說，公視氣氛十分自由，記者和主管可用平等關係討論事情，培養出他的質疑精神，開始可以做個真正的記者。

吳東牧指出，1996年剛接觸記者工作的他還不算是個真正的記者

對於有理想但膽怯的新人，吳東牧的建議是：「就去做啊！」他表示，實際參與是最好的訓練方法，必須勉強自己到新聞現場與人接觸，敢於遞出麥克風問問題。

吳東牧指出，記者的精神在於不服膺權威，如果都由記者群當中的老大帶領，那麼也算是服膺另一個權威了。

「即使問了一大堆笨問題，到最後問出一個好問題，對方就會對你有點尊敬」，吳東牧表示，關鍵在於不要害怕，問問題的時候帶點批判與質疑，受訪者自然會有不同反應。

警政線是吳東牧認為記者生涯中最有意義的一段，他看見司法體系的缺失在他多年來的撰文努力之下，有了改變。「社會大體上進步了，讓我有成就感，也覺得是記者工作已發揮作用的地方」。多年來，吳東牧帶著批判精神在記者崗位上努力，他認為，台灣社會的進步，就是記者工作最有意義的指標。

「過影」：聞天祥電影路的自我剖析

記者江敏欣／採訪報導　陳冠倫／攝影

影評人聞天祥受邀至台大新聞所演講，並分享他擔任二十三年影評人的心路歷程。

「寫影評的出發點很單純，我很愛看電影」資深影評人聞天祥於今（5/28）日受邀到臺大新聞所演講，暢談自己從一名單純因為喜愛電影的觀察者，到目前成為華語電影策展人、資深評論人的心路歷程。聞天祥說，他很容易被電影感染，也希望能感染其他人，這種心情是他繼續從事電影工作的主要動力。

回頭與電影的不解之緣

聞天祥在演講前表情有些嚴肅，但話匣子一開，他立刻滔滔不絕地聊起他與電影結緣的開始。聞天祥說他高中之前對電影的印象都是來自「不用清場、不用對號的二輪電影院」。因為小時候住在板橋市的郊區，周遭沒有步行可以到達的電影院，所以看電影對他而言，是一種新奇的享受。

聞天祥說，因為大人通常都是心血來潮才看電影，所以他去電影院十次有九次都是電影已經演到中間部分了。從小他就被訓練要從中間開始看，長大後才發現這是個非常奇妙的訓練。「因為我必須努力設想劇情前半到底發生了什麼事。」等到電影又重播一次時，他就可以印證自己假想的對不對，或者是否有出乎意料之外的劇情編排。聞天祥說，雖然他的父母並非刻意如此培訓，卻間接造就他的影評視角。

聞天祥對於電影的瘋狂，則始於高中時期，高二時，聞天祥投稿《建中人》刊物，獲得學長贈送一張金馬影展電影票，因而開啟他與金馬影展的第一次接觸。「我記得我在1986年看了第一部金馬影展電影『典子』，是真人真事改編。」聞天祥說，這部電影講述一個身體殘障的日本女孩故事，當時對他來講是他看過最真實的電影，是一個很大的刺激。「所以我1987年就卯起來看金馬影展，我一次就看了48部片。」聞天祥說。

聞天祥提到，他還曾在高二時，用媽媽給的兩千塊報名參加電影劇場，每個周末花兩個小時坐車，到仁愛路附近的小公寓看兩部電影。這類課程其實是參加的人全部趴在二十八吋的電視前，盡情看電影。這是聞天祥第一次看到費里尼、柏格曼的作品。「對我來說太震撼了，因為我從來沒看到這些東西。「聞天祥還記得，他每次看完電影回家，回程途中都在看工作人員發的電影資料，然後回家寫文章。「沒有人逼我，但我寫得很開心一直寫、一直寫。」

碩二同學陳熙文向聞天祥請教看電影是否容易受電影拍攝技術干擾看電影的專心程度。

寫影評不僅是工作，更是樂趣

聞天祥認為，「寫影評是一種整理紛亂思緒的過程，就像做SPA一樣把腦子中混亂的東西整理乾淨。」因為已養成這種習慣，聞天祥高中時就一直在週記上練習寫影評，並嘗試投稿。十六歲那年，他評論電影《英雄本色》的文章，首次在《世界電影雜誌》刊出，讓他備受激勵，也更加努力的寫作。聞天祥說。因為他無法忍受看不到影展，高中時堅決非留在台北念大學不可。

聞天祥說，台灣的報紙評論在90年代相當發達，評論空間相當多元，不論是樂評、影評或者畫評，只要你言之有物，不論年齡長相，報社都相當願意刊登，因此他在那時候大量投稿，並用這種方式和報社交流，他也很注意報紙的需求，所以自已的影評文章可以游移於各報社的專欄當中，二十歲時更被報社邀約成為專欄作家。現在寫影評是他的工作，很多機會都是自然出現，他甚至從來沒有求職的經驗。

反觀目前的影評空間，聞天祥認為在媒體版面上的影評環境已經越來越保守，但網路的發達卻讓每個人都有曝光的機會，「寫的能不能讓人注意，就是文筆的功力問題了。」他同時強調，「一篇影評好壞和電影好壞沒有關聯，影評的價值來自文字的可讀性。」聞天祥指出，當影評能做到基本要求時，就是一種服務業，就是對電影有興趣的觀眾對電影的座標跟指南；當影評能寫得更好時，甚至可能改變一個人看電影，甚至看事物的角度跟看法。

聞天祥更提到自己寫影評的自我要求是：「要怎麼藉由寫作來表現自己對電影的激情，並保持自己文字的節奏。」他說，這是他寫影評時最大的趣味所在。

旁聽學生請教聞天祥在寫影評時如何拿捏理性與感性的尺度。

塞翁失馬　焉知非福

在輔仁大學創立電影社前，聞天祥早已先辦過一個月的影展，因為學長問了他一句「要不要一起去活動中心放電影？」聞天祥就這樣開始策畫了他第一次的影展活動。「我不是很有革命性格的人，但我很容易被別人的理想性煽動，所以到最後我會變得比他還認真。」於是，從選片、分類專題、寫影展的特刊，到畫海報、電影票，聞天祥無一不親力親為，原先預定前一周賣下一周的票，沒想到票都還沒畫好，就有同學急著想預購，第一周預購時間還沒結束，票就賣光了。「我才知道這個環境對電影有多飢渴，其實大家都藏在各個角落。」聞天祥說。

「我常在想，正是因為當年輔大沒有這些東西，我才有機會去做這些事情。」創立電影社時，聞天祥找不到老師來幫忙，也因為他並非傳播相關科系學生而遭到質疑。直到影展結束，聞天祥將自己製作的12本特刊，送給經常資助各大學電影系學生的一位電影愛好者，他看到老闆看到眼淚都快掉下來了，還告訴聞天祥「你以後只要辦活動，我都無償借你所有的片子。」聞天祥的努力終於得到這個專業老闆的敬意。

因為自己一切的電影知識都是自修而來，聞天祥特別能感受學生讀教科書的痛苦。所以他教書時，都會儘量嘗試用最新的電影當例子，讓同學能在熟悉的電影中，學習現有的電影框架。「寫影評、做影展、教電影這幾個事情對我來講都是類似的。」聞天祥說，他都是在清理自己對電影的想法感受，把他震撼的感受傳達出來。

聞天祥坦言，「我的初衷就是任何破壞我看電影樂趣的事情，我就不會做。」他說自己到現在看電影還是容易快樂、生氣、感動，很容易被電影感染，這是能夠做下去的原因。他也希望能感染其他人，所以才會繼續做下去。

夾縫中綻放生機的的台灣電影記者

記者江敏欣／採訪報導　陳冠倫／攝影

碩三同學林琦敏向聞天祥請教近年國片復甦的轉折原因。

資深影評人聞天祥於今（5/28）日受邀到臺大新聞所演講，在場學生也把握機會向他請教各種問題。聞天祥的答覆時而幽默、時而嚴肅；現場氣氛也跟著時而哈哈大笑，時而沈思。

新潮流才是台灣電影生機的養分

新聞所碩三同學林琦敏提問，近年來國片市場的復甦原因，這樣的轉折是否與新銳導演已擺脫過去「新潮流」派系導演們對於純藝術的追求，願意採納商業元素？原本妙語如珠的聞天祥逐漸收起笑意，面色凝重地表示，他反對這樣粗暴的觀點，也認為這樣的觀點顯露出大眾對於新潮流電影的誤解。他指出，不應將票房黑暗期的矛頭指向「新潮流」的導演們；而「新潮流」的導演們才是目前這批新銳導演們的養分來源，「這是台灣電影的爆發，而非轉變。」聞天祥說。

聞天祥指出，八零年代台灣電影的確進入一個黑暗期，但不表示沒有人看電影，而是傳統的電影產業如瓊瑤的文藝片、邵氏的武俠片遇到衝擊。新潮流電影是剛好在那樣的時空背景下產生出來的一批好電影，其實都相當賣座，所以有了《光陰的故事》才有了《兒子的大玩偶》。

聞天祥接著說，只可惜台灣電影工業中，美學沒有跟著一起升級。「這是最可惜的一件事。」聞天祥強調，新潮流電影在產量上只是市場上的一部分，這群人不須扛起整個電影市場滑落的重責大任；歷史也已清楚地呈現，留下來的反而是這些影片和這些人，而不是號稱在那個年代裡面為觀眾拍的娛樂電影和商業電影。

聞天祥繼續提到，鈕承澤之於侯孝賢、林書宇之於蔡明亮、楊雅喆之於吳念真，這些零八年後竄出的新導演們，幾乎都曾經跟在新潮流派系的導演的身邊學習，才能將養分轉化後與主流觀眾連結，也才能帶出現在的國片環境。

文天祥較為嚴肅地向同學說明新潮流派系電影之重要性。

努力尋求生存的台灣電影

聞天祥說，台灣自1997年政府為了加入WTO後，開放外片限制，促使台灣電影市場門戶洞開，原本以為可以塑造多元的多廳式影城，沒想到最後變成每一廳都毫無保留擁抱好萊塢電影，逼迫台灣電影工業得在生存夾縫中，尋找自己能被看到的原因。「台灣是開放的地方，但開放到沒尊嚴。」

聞天祥無奈地說道，韓國政府對於本國電影產業還設有『螢幕配合制度』，用政治力來強迫出市場供需，保護影視產業；但台灣太過『民主』，如果提出這種限制，立委馬上就跳出來維護外國片商利益。因此，台灣也成為好萊塢電影密度最高的國家之一，像電影《魔戒》，光是在台北的拷貝數就達到148支。

如同聞天祥在自己的書《過影》中提到，「台灣電影人就像在一個手工業的環境當中創作電影」。在沒有產業健全性的境況下，聞天祥在台大的演講中表示，台灣電影的人文傳統，以及多元、自由、熱情、理想性，一直有人前仆後繼的堅持下去，這可能才是台灣電影沒有在惡劣環境中消失的原因，也是台灣電影的生存方式。因此，他仍然樂觀地期待著2013下半年的電影。

張宗智談新聞寫作要訣：「紮穩馬步、行遠自邇」

記者張庭瑜／台北報導、攝影

張宗智在演講前看了台大新聞所同學的新聞作品，笑著說：「看完更堅定了要講新聞寫作主題的想法。」

「寫好一則新聞稿，裡頭有太多學問了。」《聯合報》副總編輯張宗智表示，一篇好的新聞報導，看似簡單，其實反映了記者的人生歷練、對此事件的了解以及價值判斷。他提醒台大新聞所的學弟妹，要「紮穩馬步、行遠自邇」，因為很多新聞判斷就是在寫作的基本功裡練成。

台大新聞所第二屆畢業生張宗智，5月7日應邀回所上與學弟妹分享新聞寫作技巧。他說，由於新聞媒體沒有提供職前訓練，新人進入職場後就直接跑新聞，因此同學要把握在學期間，多多訓練自已的新聞寫作；尤其台大新聞所以實務為導向，同學更應加強基本寫作的訓練。

採訪寫作：怎麼採？怎麼寫？

同學們認真討論新聞稿何處需要改進。

張宗智說，記者常說的「採訪」應該是兩件事。「採」就是觀察再觀察，「訪」則是走出去、問出來。「尤其當你在國外，你很難不出去跑新聞。」張宗智以他之前擔任駐美記者為例，說到二千年後美中關係波動的八年間，駐美記者更顯重要。「如果現場沒有台灣記者，台灣的問題就沒人提問。」張宗智解釋。

張宗智也隨機抽考同學對新聞寫作結構的了解。就讀台大新聞所碩一的林近回答，新聞寫作應將最重要的元素放在開頭，也就是倒金字塔的形式。「念新聞所兩年，只要把導言寫好，什麼事情都解決了。」張宗智以這一席話強調導言的重要，並提醒同學要隨時問自己：「如果新聞只剩下導言，你要傳達什麼訊息？是否有告訴讀者這則新聞最重要的元素？」

張宗智補充，把精髓放在開頭的原因有二，一方面避免因版面因素導致重要段落被刪文，另一方面也幫助編輯能快速瀏覽此則新聞的重點。

用字遣詞：怎麼用？怎麼揀？

「寫新聞不是寫作文，重點是把事實交代清楚。」張宗智說，他非常反對報導加油添醋，且記者應避免使用太多形容詞，「這些形容詞是你的判斷，在寫新聞時都不該有個人判斷」。

另外，在引用對話時，「說」和「表示」是張宗智唯二能接受的詞。「做記者要一直提醒自己是個旁觀者，這是基本原則。」張宗智說，同學可能會去參加抗議活動，然後熱血沸騰地寫稿，並使用「痛批」、「強調」等字；他說這些詞都帶有價值判斷，應盡量避免；他也舉國外的稿子為例，頂多只會使用「said」。

然而，這類的小細節在新聞實務與課堂中往往被忽略。張宗智說，作為一名新聞所的學生，應該要訓練自己夠了解這些細節，才有條件走下一步。

此外，張宗智也以線上記者的新聞稿為例，舉了許多新聞寫作令人詬病之處。例如，新聞稿常出現「目前正在」、「公開宣布」、「進行會議」、「展開部屬」等贅字冗詞；以及一句話最多出現四個逗點，就應下句號，因為那是喘一口氣的時間。張宗智打趣道：「這場演講，你們只要記得『說』、『表示』及『逗點』，我就功德圓滿了。」

軼事型導言：怎麼布？怎麼說？

張宗智分享他學生時期閱讀的新聞寫作教材，至今仍受用無窮。

除了傳統倒金字塔型的導言，張宗智也介紹了軼事型導言（anecdotal lead），是深度報導常用的技巧。

「記者是說故事的人，」張宗智說，記者要利用導言妥善布局，吸引讀者繼續往下讀。他舉例，有個寫稿很有特色的同事， 在報導貧困家庭時會以「牆角蜘蛛網」等意象帶出貧困主軸；儘管文字很平淡，沒有多餘的形容詞，卻能讓讀者感受現場，這就是軼事型導言的特色。

張宗智說，描述現場發生什麼事都有它的意義，而這些都來自於記者在現場的觀察。因此，記者應盡量在新聞現場；這不僅是寫軼事型導言應遵循的，也是所有新聞採訪寫作應注意的法則。

張宗智：記者要有批判的眼光

記者李映昕／台北報導　張庭瑜／攝影

張宗智以"stay critical, not cynical"，勉勵學弟妹當一個具有批判力的記者。

聯合報副總編輯張宗智是台大新聞所校友，本週二（5月7日）以「大學長」身份，回到所上分享新聞寫作的技巧；他並提及當年就讀新聞所時，美籍老師聶維斌要求非常嚴格，他曾因為稿子寫得不好，遭聶維斌將稿子直接扔出去的往事。

1994年畢業的張宗智，是新聞所第二屆的校友，遠見雜誌副總編輯彭漣漪是他的同班同學。張宗智研究所畢業後，就進入聯合報任職，曾主跑過國會、國際新聞與外交新聞，兩千年成為聯合報華盛頓特派員。

在華府待了十年後，張宗智於2010年回台灣接任聯合報採訪主任，開始調整駐外記者制度。張宗智說，除了中央社之外，其他媒體的駐外記者通常沒有任期，他做的改革就是把聯合報的駐外記者改成任期制；一期三年，最多再延長一年就要回來。他認為這些駐外記者回來後，可以帶給編輯室很大的改變動力。

「我本來以為會外派到退休，沒想到被叫回來。」張宗智回台灣的那一年，《聯合報》正好大舉招考新人，當中也有台大新聞所的學生。「看到自己的學弟妹，蠻興奮的。」張宗智說，他很想知道學弟妹的表現，也發現因為已有研究所的訓練打底，一開始的表現的確比較好，但後來新進記者會出現的問題都差不多。

張宗智分享新聞寫作實例，台下學弟妹頻頻討論，台上、台下互動熱烈。

張宗智表示，基本訓練對記者非常重要，這也是他幾經思考後，決定以新聞寫作為演講主題的原因。他還提到，當年他就讀新聞所時，教授寫作課的老師是聶維斌，對於稿子的要求極為嚴格，第一次犯錯還可容許，要是犯了第二次，老師就會大罵，甚至把稿子丟掉。張宗智說他當時有一點嚇一跳，「沒想到外國老師也來這一套，」張宗智說。

最後張宗智送給學弟妹一句話”stay critical, not cynical"，「記者要做個冷靜的旁觀者，同時保有批判性。」面對瞬息萬變的媒體生態，張宗智說，記者更應該要打好基本功，才能面對外在變化。

新聞線上／線下的省思

記者楊伊湄／現場觀察 張庭瑜／攝影

張宗智回到台大新聞所演講，對現場同學隨機點名提問。

身為新聞所第二屆畢業的大學長，張宗智面對底下聽講的在學碩士班學生，感覺得出他說話比較直接，聽得出有些語重心長。

為了這場演講，張宗智準備得比學生還勤奮；他不但一個月前就要求提供採訪寫作作品給他，還將學生的姓名、年級抄在紙上，冷不防在演講過程中穿插點名。除了提神效果百分百，也讓人見識到他的十足用心。

在數位浪潮襲捲下，目前正是紙媒轉型的陣痛期，而張宗智任職的《聯合報》也開始擴展影音部門。即使張宗智多數時間是平面媒體的工作經歷，他仍然肯定《聯合報》的轉型方向。他表示，相較於其他四家商人色彩濃厚的報社老闆，《聯合報》一直希望走出不同的路，這也是為何兩年多前成立UDN聯合影音的原因。

除了企業的本質在轉換之外，張宗智說他自己在轉型的過程中學了很多，甚至還開始學影音的技巧與畫面表達的邏輯。雖然他坦言平面出生的新聞人還是傾向以文字思考，有的文字記者甚至抗拒製作影音新聞；但張宗智強調好新聞的概念是殊途同歸的，都在思考如何透過新聞打動讀者。

台大新聞所同學幾個在職同學，在演講最後提問職場的具體問題。

「記者被改稿，不會被改到發脾氣嗎？」同樣在媒體工作的新研所同學楊伊湄問道。張宗智笑了笑，他表示主管在改稿之前，會先跟記者溝通稿子的修改型態，記者要是不能接受，一定會反應。

他提到，新聞寫得好才能見報，囿限於紙本有限的實體空間，報社沒有採用的新聞稿，往往是見報版面的三、四倍處。他說，這是報社特有的文化，和新聞永遠不夠填的電視新聞媒體，差異真的極大。

演講快結束前，張宗智轉身走向電腦，開啟台大新聞所網站首頁；「這段影片有多少人看過？」他隨即點開網頁上的影片，猶如副總編上身，張宗智開始逐秒、逐格地跟學生校正影片中的謬誤。

看著底下小自己二十幾歲的晚輩，張宗智現場調查得知，在場的學弟妹還是有不少人舉手，表示想在畢業後從事新聞工作。他最後提醒學弟妹：「能寫好一份稿子，就代表是一個好記者。」張宗智說，新聞要寫得好，關鍵在於背後累積的經驗。

這個大學長以自身二十年的經驗要求學弟妹，紮實的基本功和隨時自省的能力，正是優秀記者的必備條件！

人脈與新聞：一個社會資本觀點的研究 ──以傑出財經記者與消息來源的關係為例

論文名稱(中文)	人脈與新聞：一個社會資本觀點的研究 ──以傑出財經記者與消息來源的關係為例

研究生(中文) 羅玉潔

研究生(英文)

Yu-Chieh Lo

指導教授	彭文正 ;

語文別	中文

中文關鍵字 消息來源 ; 社會資本 ; 社會網絡 ; 記者 ; 代理人理論 ;

英文關鍵字

journalist ; reporter ; agency theory ; news source ; social capital ; social network ;

中文摘要



中文摘要

長
久以來，新聞學和傳播學一直以既定的規範框架來看待記者與消息來源的關係。傳統新聞學認為，記者若與消息來源發展出私人情誼，便會威脅到新聞獨立和客觀
性；傳播批判理論則認為，兩者若過從太密，新聞工作者勢將淪為統治階級的傳聲筒，代為複製其階級利益和意識型態。但在實務界中，「人脈」是記者最重要的資
產之一；有了深厚的人際網絡，記者才能夠深入採訪單位、發掘真相，也才可能取得不同於官方說法的訊息與觀點。本研究即以社會網絡與社會資本的核心概念為理
論架構，並輔以代理人理論，探究以下問題：記者的主要消息來源，究竟有哪些型態？記者如何能夠取得獨家或內幕新聞，而不致於被公關手法所欺？在與消息來源
的關係中，記者本身能夠扮演什麼樣的角色？記者若與消息來源發展出私人情誼，會否戕害其專業判斷或新聞中立性？

根據對十位資深及傑出記者
的深度訪談結果，筆者發現：(一)記者和消息來源之間的強連帶關係，有助於內幕或敏感訊息的取得。(二)記者的主要消息來源通常並非高階官員或主管，而是
組織中間層級者；這些人與組織的利益不見得完全一致，亦較有可能基於與記者的交情和信任而向其透露敏感或內幕訊息。(三)公關人員和官方發言人通常也不會
是記者的主要消息來源。(四)記者的另一種主要消息來源型態是所謂的「橋樑」，即在正式結構中身兼數職、或擁有四通八達的人際網絡；這類消息來源往往也能
帶來豐富的訊息。(五)記者本身也可扮演橋樑角色，為採訪對象提供雙向交流，而這也是記者與消息來源之間一種特殊的互惠型態。(六)記者與消息來源之間保
有密切關係，不見得有損新聞中立和新聞倫理，反而可能是利多於弊。這些發現不但挑戰了傳統新聞傳播學對兩者關係持負面看法的觀點，亦回過頭來對社會資本理
論中的某些概念，例如「弱連帶比強連帶更有助於新訊息的流通」、「強連帶不會是橋樑」等論點，作了一些補充與貢獻。

搞關係，玩面子：政治記者化解與消息來源衝突的策略

論文名稱(中文)	搞關係，玩面子：政治記者化解與消息來源衝突的策略

論文名稱(英文) Guanxi and facework: Political reporters' conflict resolution strategies against sources.

研究生(中文) 黃彥翔

研究生(英文)

Yen-Shyang Hwang

指導教授	谷玲玲 ;

語文別	中文

中文關鍵字 記者 ; 消息來源 ; 關係主義 ; 面子功夫 ; 衝突化解 ;

英文關鍵字

Reporter ; source ; guanxi ; face-work ; conflict resolution ;

中文摘要



記者與消息來源之間，隨時都可能出現緊張或是衝突。衝突並不是互動雙方所樂見，過去研究指出，記者為此必須採取諸多採訪與寫作策略，以延續自己的新聞工
作。然而過去的研究在討論種種策略時，其系統性與理論性不足，也沒有處理在華人文化中「人際關係」的特殊性。

本文採用華人關係主義的衝突化解模式來分析記者與消息來源的關係，以彌補既有研究的不足。在關係主義的文化裡，個人和他人互動時，都會先進行「關係判
斷」，也就是要看對方和自己的關係為何，然後再決定要用什麼樣的方式與其互動。而關係主義的衝突化解模式將人際關係區分為「縱向內團體」、「橫向內團體」
與「橫向外團體」，個人在不同的關係類型中，因應衝突的行動也會不同。

本研究發現，在記者與消息來源的互動中，雖然傳統上認為記者應該中立客觀，但他們在不同的人際關係中依然有不同的行為模式。在可能出現衝突的情境中，若雙
方關係為「縱向內團體」，則記者為了保持和諧，會傾向「忍讓」，並且顧對方的面子。若要達成個人目標，完成新聞工作，便會「陽奉陰違」。如果要修補關係，
則是透過「迂迴溝通」的方式。在橫向內團體中，保持和諧的方式是雙方互相給對方面子，做出妥協。由於在橫向關係中，雙方權力沒有太大差異，因此記者若要達
成自己目標，也有較大空間，和對方明爭暗鬥；發生衝突時，則直接溝通，尋求化解。至於在橫性外團體中，平常大家會「敷衍面子」，一團和氣，但若要達成目
標，則可能出現對抗，與對方斷裂。第三人出面調解，則是常見的解決方式。
記者也是「人」，但記者用以處理衝突關係的各種策略，很可能違背傳統上認為的新聞專業倫理。本文用華人關係主義的角度研究記者與消息來源的互動，能夠更貼近真實，這是未來在探討新聞專業倫理時必須思考的面向。

電視新聞「假連線」現象及對記者專業性認知的衝擊

論文名稱(中文)	電視新聞「假連線」現象及對記者專業性認知的衝擊

研究生(中文) 溫淑梅

研究生(英文)

Shu-Mei Wen

指導教授	張錦華 ;

語文別	中文

中文關鍵字 電視新聞 ; 連線 ; 假連線 ; 現場報導 ; 現場連線 ; 現場直播 ; 市場導向 ; 記者 ; 專業 ; 專業性認知 ; 報導策略 ;

英文關鍵字

TV news ; SNG ; Live ; Live news ; Psudo ; Psudo-live ; Reporter ; Journalism ; Professinalism ;

中文摘要



本研究依據感官主義及McManus（1994）所提出之市場導向新聞概念為基礎，
針對TVBS、東森、中天、民視等四家電視台之記者進行深度訪談，探討台灣電視新聞台在SNG現場報導大量充斥下產生的預錄「假連線」現象，同時以錢玉芬
��1998）所提「專業自主」「社會責任」「專業知識」「專業能力」等四個新聞專業面向來觀察「假連線」現象，對記者的專業性認知會產生何種衝擊及影響。

研
究發現，現場連線多，不代表新聞品質高，反而增加了訊息的不完整性與畫面的粗糙性。而大量的現場報導中，不少是「假連線」濫竽充數，提供的可能是一些過時
或錯誤的訊息，讓觀眾承擔受誤導的風險，也讓記者承擔除了採訪工作本身以外的心理壓力。部份記者試圖以自身的力量，在大環境中做一些小改變，或在不影響團
隊合作的情形下，保有自己對新聞的堅持，發展出對「假連線」的不同應變方式及策略。本研究著重於記者專業認知層面的質性探討，無法量化統計各家新聞台出現
「非現場」連線的比例究竟有多高。未來研究若能佐以量化統計，且進一步深入瞭解民眾對電視新聞「現場連線」的反應及期待，應能使此議題之研究更為豐富。

偵查不公開原則VS.媒體報導：以南迴鐵路列車出軌命案為例

論文名稱(中文)	偵查不公開原則VS.媒體報導：以南迴鐵路列車出軌命案為例

論文名稱(英文) The Principle of Secret Investigation and Media Coverage： The Murder Case of the South Link Railway Train Derailment as an Example

研究生(中文) 陳儀芳

研究生(英文)

Yi-Fang Chen

指導教授	王兆鵬 ; 卓亞雄 ;

語文別	中文

中文關鍵字 偵查不公開原則 ; 新聞自由 ; 媒體報導 ; 南迴鐵路列車出軌命案 ; 檢察官 ; 警察 ; 記者 ;

英文關鍵字

the principle of secret investigation ; press freedom ; media coverage ; the fatal case of the South Link railway train derailment ; prosecutor ; police ; journalist ;

中文摘要



民國95年發生的「南迴鐵路列車出軌命案」，曾造成社會的震撼。在媒體長達數個月密集、瘋狂的報導下，使得原本平靜的台東小鎮掀起了一片「泰安休息站」熱潮。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個案件的偵查過程中，媒體報導上出現大量的偵查訊息。這不禁令人困惑了：既然偵查過程原則不能公開，為什麼媒體上仍會出現這麼多偵查訊息？我們常常聽到的「偵查不公開」實際上是如何運作的？ 而這些媒體報導上的訊息究竟又是如何產生的呢？

本篇報導首先對「南迴鐵路列
車出軌命案」的案情做完整的描述；其次，探討「偵查不公開原則」跟「新聞自由」之間的關係，藉此釐清本文研究主題「媒體報導」和「偵查不公開」間的界線。
再來，便開始討論本文的重心：「媒體報導中的偵查訊息究竟是哪裡來的？」為了回答這個問題，筆者實地走訪台東、屏東、高雄，與本案相關人士當面訪談，試圖
將媒體上這些偵查訊息逐一的還原，了解「偵查不公開原則」與「媒體報導」幕後真實的運作過程。最後，本篇報導將討論目前實務上偵查不公開原則的運作方式，
並對台灣新聞記者所面臨的問題提出觀察與思考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