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晏鈴／採訪報導 林近／攝影
顧玉玲創造條件讓為弱勢者集體擴音。
從事社會運動20多年的「資深」組織工作者顧玉玲，在台大新聞所演講時，首先介紹自己是社運工作者。顧玉玲回憶起1987年中台灣解嚴後，整個時代氛圍騷動不安，各式婦女、環保以及勞工運動風起雲湧，終於產生第一代的「專職」社運工作者。
集體擴音․書寫歷史
顧玉玲是於三月廿六日，應邀到台大新聞所進行專題演講。她提到，自己畢業後第一份工作就是《自立晚報》的工會秘書，報社全體從編輯、記者、派報生到排版印刷工人，從上游到下游，從藍領到白領，都是工會成員。當時正好遇到報業電腦化的浪潮，面對洶洶來襲的電腦自動化，檢排工人都要失業。顧玉玲感嘆地說，就算他們在勞動過程中很有想法，但還是屬於底層階級。
顧玉玲在演講中提到，勞動現場中勞工的處境，帶給她很大的刺激，進而參與組織工會運動，並先後擔任「中華民國工作傷害受害人協會」秘書長、「台灣國際勞工協會」理事長等職位，過程中參與無數工運。但在工運之外，顧玉玲更不忘提筆發聲，期望能透過書寫，記錄歷史。
「所有歷史解讀都帶著此時此刻的眼睛去回頭張望。」顧玉玲強調，在她從事社運多年的經驗中，社會運動雖多以經濟性的抗爭為起頭，但對於工人或弱勢者來說，他們試圖推翻的不只是經濟分配的問題，而是工人是否具有發言的社會位置，所以他們在意的是如何奪回詮釋權，翻轉既有的權力結構。顧玉玲指出，台灣的社會運動就是要努力讓基層無以言說的聲音，能夠以集體擴音的方式，說出自己想說的話。
社會運動․媒體在場
談到社會運動與媒體之間的關係，顧玉玲認為，作為新聞工作者，不免要面對採訪者與受訪者之間的倫理，難免會有權力不平等的位置。如何改變現狀沒有標準答案，唯有記者更有覺察與反思，並創造弱勢者相對自由平等的場域。
台大新聞所碩一學生陳莞欣提問，想了解媒體與消息來源之間關係的拿捏。
顧玉玲在演講中語重心長地說，抗爭工人看到很多記者來，心裡很高興，都會掏心掏肺地向記者訴說，以為可以引起很多重視。但是顧玉玲接著提到，因為詮釋權是在記者手上，工人所說的話常被扭曲，「講了這麼多，最後在記者的報導裡卻僅有去脈絡的隻字片語。」她在演講中代為表達工人受訪後的心聲。
顧玉玲向新聞所同學嚴厲批判當今媒體。她認為，記者所做的常常只是掠奪弱勢者身上的故事，卻仍沾沾自喜地認為自己給予他們幫助，除了意識到心態不足外，這個問題並沒有標準答案。
誰做決定，誰選擇標準
顧玉玲在演講過程中不斷提出「翻轉權力結構」的觀點，並呼籲新聞所學生正視不公義的集體結構。她認為不管是歷史或科學上的詮釋，主流文化太過強勢，獨佔了民眾腦中的框架。
台大新聞所碩二學生李映昕與老師互動
顧玉玲舉出職災相關例子。有機溶劑工廠的女工癌症，但她們在勞動現場的身體反應卻不敵專家的研究報告；最近的核四議題，也被限縮在核安問題中，「問題是，誰來訂定什麼是安全的，誰有這樣的資格？真正的知識就封閉在專業的科學的傲慢裏，主流的壟斷讓許多人無話可說，也無法介入。」顧玉玲在演講中提出一堆問號。
台大新聞所碩二學生李映昕也呼應這個概念，認為新聞媒體講求客觀公正，強調科學證據，卻忘了傾聽最親身經歷的基層民眾的聲音。台大新聞所碩二學生王慶剛也隨之提出疑慮，現代社會大多是責備失業者，卻忽略了產業本身的問題。
顧玉玲表示，這是整個集體結構的問題，「現代的社會太容易個別化一些問題，要脫穎而出，只能繼續累積個人的條件，繼續弱肉強食。但這真的是我們想要的樣子嗎？」顧玉玲反問台下的學生。她期望新聞所的學生對於社會議題有多一點的參與，讓這些眾人之事回到日常生活中，讓文化的創造力回到日常生活中，讓權力結構的翻轉與知識的生產有更多可能性。
顧玉玲現為人民火大行動聯盟成員，台北藝術大學兼任講師，與《天下雜誌》周二專欄作家。